央行明确提出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积极探索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

　　2017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及“一行三会”高层均表示，需警惕后危机时代潜在上升的金融风险，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同时推进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警惕金融风险上升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防控金融风险放在了金融改革工作的首要位置，并着重指出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这四个领域的潜在风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在24日的发言中指出，“全球危机过去九年，甚至快十年了，回头来看各国对货币政策依赖这么长的时间，一个必然面对的问题就是，经济结构的调整非常不到位。”黄益平指出，下一轮金融风险有潜在上升的可能性。

　　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特朗普的政策。近期他所推动的经济政策，包括减税、增加投资、金融监管放开尤其是包括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受到了美国企业界和华尔街的欢迎。

　　“因为这些看起来是优先对企业、对经济活动可能有好处的。但是从宏观角度而言，这些政策有很多的潜在矛盾。”黄益平称，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加剧原来危机以前很多学者担心的经济失衡问题，有可能导致风险加快积累。同时，欧洲的“黑天鹅”，包括英国脱欧等民粹主义的现象比较严重。此外，中国也有自身的金融风险值得关注。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研究室副主任殷剑锋指出，2009年之后中国金融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非银行金融部门的崛起。一方面表现在，保险、信托、券商等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是非金融债券市场扩容，其中增速最快的是地方融资平台。

　　这两类的快速崛起都表现为对银行业构成了冲击，并进一步对货币政策构成影响。首先是货币总量和信用总量的分离。整个实体经济获得的信用总量由四个部分构成：信贷、非金融债券、中国版本的影子银行(包括信托、保险的债券投资计划、线上通道业务等)、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不被统计为信贷的信用创造活动。这四块构成的信用总量从2010年之后就脱离了M2(广义信贷)，目前其总量相当于M2的1.2倍，意味着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效率已经大减了。

　　“2016年为什么房价会上涨？房价上涨有1万个理由，但是没有钱，它永远涨不起来。去年房价上涨就与非信贷信用扩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殷剑锋指出。

　　第二个影响是货币结构，这是传统的以货币供应量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效率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三个影响就是形成了两套利率体系。

　　“整个非银行金融部门的崛起，它是金融发展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只不过它崛起的速度非常快。其中一个原因是2010年前后货币政策前松后紧的变化，另外一个原因是金融创新。”殷剑锋认为。

　　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双支柱框架

　　如何应对潜在上升的金融风险？在嘉宾建言献策中，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是一个重要的构成。

　　黄益平给出了两条主要的应对策略：第一就是强化市场纪律，真正让市场机制来确定资源的配置。“过去为什么我们有很多金融风险，但是没爆发出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给很多企业、机构和产品兜底，但可以兜一段时间不可能长久兜下去，目前我们的政策空间在收缩，意味着未来将会越来越难。”第二个就是改善监管尤其是宏观审慎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

　　殷剑锋提出，对金融创新有两种监管思路：一种是简单的禁止，比如美国1933年银行法禁止银行从事证券业，再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沃尔克规则禁止银行从事自营交易，这类简单禁止的做法从长期来看会影响效率，适当的做法应该是推动监管改革。非银行金融机构之所以要推动金融创新，是因为现有的存贷款业务中存在很多管制，基准利率是管制的，还有高达20%的存款准备金率。所以需要改革现有的监管体制，建立央行牵头的宏观审慎的管理框架，目前央行的宏观审慎管理已经在往这个方向发展，只不过太复杂了。

　　央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中国央行明确提出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积极探索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

　　国际清算银行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了宏观审慎的理念。陈雨露指出，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央行普遍认识到，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资产价格波动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并不意味着系统稳定，需要从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运用审慎政策工具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从整体上维护金融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框架改革的重心。

　　他介绍称，目前，中央银行宏观审慎政策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有两大分支。一是从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机理的视角，将“外部性”作为切入点来构建宏观审慎政策的理论框架；二是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审慎监管以及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同时，宏观审慎政策的实践发展非常快，基本形成了包含目标、评估、工具、政策实施与传导、治理架构等在内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央行也在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004年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分类开展信贷政策，这都体现了宏观审慎政策的思想。2009年开始系统研究宏观审慎政策框架，2011年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制度，并在2015年将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当年又将外汇流动性和跨境资金流动纳入了宏观审慎管理范畴。

　　陈雨露表示，在明确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的同时，今后，还要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统筹做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综合信息统计的管理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推进金融协调监管

　　实际上，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就已经提出要对现行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去年下半年以来，不论是来自监管层的表态，还是在一些实际的金融监管工作以及监管规则的制定中，协调监管已经呼之欲出。24日，来自“三会”的主要负责人亦都对协调监管有所表态。

　　“证监会不仅会一如既往地，而且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珍惜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并以此促进中国资本市场持续稳健发展。”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发言中指出。回顾历次国际金融危机，他有两点感悟：一是资本市场的稳定是金融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资本市场的稳健运行是货币政策信号有效传导的重要基础。

　　“当今世界金融体系处于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三性’交织状态，我们应继续加强货币政策信号对资本市场体系的影响和关系方面的研究。”刘士余指出。

　　在他看来，在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取向下，中国必须加快发展资本市场。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市场前景广阔，对此有自信、有把握，更要有担当；第二，资本市场稳定是金融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证监会也将配合央行做好相应的金融稳定工作；第三，资本市场对央行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灵敏和及时，应当利用有效的货币政策时间窗口，不失时机地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不失时机地向货币政策借势借力，促进资本市场发展。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则更加强调金融监管的协调配合机制，以消除监管真空和监管空白。

　　王兆星表示，首先要加强和补齐金融监管制度和规则的短板，填补金融规则、制度、标准的空白，使所有的金融活动、金融风险都在金融规则和制度的监管范围内。

　　其次，银监会要加强和保监会、证监会以及人民银行的沟通和协调，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推动信息有效共享，消除监管真空和监管空白。

　　再次，要确保金融机构的创新风险可控，对所有金融活动过程当中的风险及时识别、及时判断、及时评估、及时控制和有效防范。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的风险防控体系、机制、手段、工具。金融机构从董事会到管理层都必须要对金融风险有效识别和管控。

　　保监会副主席梁涛指出，在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保险业发展需要把握好四个方面，其中，“从监管角度来看，需要在政策引导上下功夫，在规则上补短板，在政策上出重拳，更加强调穿透式监管，切实发挥好金融监管的防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