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17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任何关税的安排应该是支持贸易的，而不是阻碍贸易。对中国来说我们执行开放政策已经多年，我们清楚的意识到如果你是想鼓励出口的话，就应该让出口商自由的去选择进口的这些原材料和进口的技术。如果对进口这个方面有限制的话，又怎么能够形成在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呢？又怎么能够在进口的原材料和进口的技术和最主要的进口人力资源和人才方面形成一个最优选择呢？如果一个政策对进出口任何一端有歧视的话是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最终最好的产出的。

　　文字实录：

　　主持人：我们讲到全球化和金融总体监管的时候非常荣幸今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也一起参与我们的讨论，您从一个国家或者央行的角度谈谈您的看法？

　　周小川：我想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稍微评论一下。最开始的时候大家讲到了亚洲国家从自由贸易系统和全球化中受益。亚洲的经济于是有了更加快速的发展，亚洲人民的生活水平于是有了提高。这使我想起了30多年前的一场讨论，大概是在1970年代末期、1980年代早期，在那场讨论中，我们把自由贸易为导向的贸易战略和以国家内部为主的导向做了一个比较来决定中国是否要对外开放，多大力度对外开放。

　　当时有很多人讲到，依然要内部寻找额外的替代方式，以内为导向的这种增长方式。但是事实证明这并不成功，我觉得这和全球化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可以从政治上去讲全球化的缺点，但是全球化是有其经济原因的，世界各地有这样的观点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会有自然涌现的保护主义，运输、交通会变得昂贵。最明显的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交通运输，因为实在太远了，交通运输本身就很昂贵。还有电信设施是昂贵的，曾经有这样的观点。

　　但是现在电信的成本是如此之低廉，大家还讲到了数字化。数字化极大的改变了整个情景、信息在流动。人们的流动也更加频繁，中国每年有1亿人口是有海外旅行的路线的，这是30年前我们没有办法想像的，因此全球化是已经在发生的一个现实。我们必须要直面这样的现实，这个崭新的现实。

　　不是我们欢不欢迎全球化的问题，就像是社会挑战和经济挑战一样，这是一个我们不可避免的已经在发生的现实。有些国家认为失业的问题是全球化所部分造成的，他们认为关起门来就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就业机会。但是经济学最基本的资源分配理论上来讲，当你使用一种政策支持某一个领域，比如说支持制造业领域的话，就要把其他领域的经济资源拿到你所支持的这个制造业领域中来。这种资源的再分配，不管说它有没有效率，本身这种人为干预式的资源分配就是有问题的。这也是在人为的歧视那些被移出资源的领域。

　　所以从经济的平衡论上来讲，如果你在服务业或者其他的领域，如高科技领域有自己的优势，但是你把有优势领域的这些资源给重新分配到制造业领域中来，所谓做保护工作。我们且不说这样的做法对不对好不好，但是就经济学理论来说这种想法本身就值得争议。

　　还有，我的好朋友Mike FROMAN讲到的边界税的问题。我觉得任何关税的安排应该是支持贸易的，而不是阻碍贸易。对中国来说我们执行开放政策已经多年，我们清楚的意识到如果你是想鼓励出口的话，就应该让出口商自由的去选择进口的这些原材料和进口的技术。如果对进口这个方面有限制的话，又怎么能够形成在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呢？又怎么能够在进口的原材料和进口的技术和最主要的进口人力资源和人才方面形成一个最优选择呢？如果一个政策对进出口任何一端有歧视的话是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最终最好的产出的。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很多经验，比如说像电子产品，中国现在和音频设备、视频设备相关产品出口很多。1980年代的时候中国开始在音频、视频的电子产品方面出口大幅增长，而其中能够形成这种快速增长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有较低的进口关税。因此中国的出口商可以有更多的选择，选择更好的进口原材料。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用这些材料和技术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然可能会有一些替代品，但是总之还是取决于市场的需求、市场的抉择。

　　所以我的观察就是，对于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对于金融行业来说，如果我们要继续用AIIV、亚投行和其他的发展银行体系来进行数字化、信息通讯技术等等，我觉得这就会给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基础让大家对全球化的需求更高。

　　当然我也想看一下政策的整合和协调，有人会问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时间来考虑所有的这些整合以及协调。当然这也是基于我们对于政策制订的讨论。我希望在20国集团汉堡7月份开峰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清晰的语言表述给我们更多的来表述一下自由贸易和全球化。

(原标题：周小川：任何关税安排应该是支持而不是阻碍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