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高杠杆这一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隐患，中国该如何化解？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7年年会”上，多位专家学者为此支招。

　　近年来，中国官方一直将防风险置于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定调，要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

　　“未来一段时间，除了怎样提高我们的增长潜力以外，如何保持金融稳定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指出，短期来看，三方面因素导致中国经济风险更加突出：一是经济增速放缓使企业资产负债表弱化；二是新旧经济动能转换过程中产生处置遗留金融资产的难题；三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大规模刺激政策导致的“后遗症”，集中体现在国有企业杠杆率和地方政府举债等方面。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亦强调高杠杆的危害。他指出，去年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对中国GDP增长的直接贡献达到2.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不够全面，对这两方面动力过度仰仗。由于投资背后不可避免伴随杠杆率提高，因此有必要重视中国负债率变化情况以及未来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调结构压力上升，部分企业过去依靠高负债、高杠杆实现大规模扩张的发展道路已不再顺畅，债务压力成为其绕不过的大山。尤其在工业行业中，国企负债率还远高于民营企业。

　　为解决这一隐患，中国国务院去年发文要求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部署有序开展债转股、银行不良资产核销等多种措施。

　　对此，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认为，在不少企业债务高企、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对于有一定市场前景者实施包括债转股在内的债务重组措施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应急之策，更重要的是找到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长时间以来杠杆率高、负债率高的根本原因，从而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

　　针对国企去杠杆的下一步动作，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陈东琪提醒，杠杆不一定是企业自发形成的，还有政策性的，国有企业对于去杠杆应建立严格预警监测机制、调整机制和退出机制。

　　他强调，去杠杆不仅要补上基础设施和发展的短板，更要补上制度、资源的短板，“重要的是加快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以及公平准入、自由退出的机制，无论是哪一种企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