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一般每五年召开一次，至今已召开四次，分别是在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如按五年召开一次计算，2017年或将召开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金融业混业发展加速，但监管依然是分业监管。同时，跨市场的风险增加，也需要加强协同监管。不过，目前并无确切的关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消息，本专题旨在回顾历次金融工作会议的议题及改革情况，并对或将召开的第五次会议议题进行前瞻。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均认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或将成为第五次会议的“重头戏”。

　　如按五年召开一次计算，2017年或将会召开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此前四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分别是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主要明确了分业监管体制、剥离银行不良等，第二次是推动银行上市等内容，第三次则是深化银行改革，完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机制。

　　最近一次会议召开于201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部署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加强金融基础建设等8项任务。

　　目前来看，前述任务都得到推进并取得了积极进展。不过第四次会议以来，伴随着金融混业加速发展，分业监管体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2015年股市波动等。

　　在此背景下，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的多位人士均认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或将成为第五次会议的“重头戏”。

　　“五年一次，一定会涉及各主要方面，我觉得主要是金融监管，尤其是风险暴露后，探讨的必要性会增强。”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称。

　　不过，目前并无确切的关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消息，但市场对金融工作会议的关注逐渐升温。

　　四次会议议题变化

　　最早的一次全国金融会议于1997年11月召开。时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内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高企，中国国有银行体系被市场广泛认为已陷入技术性破产。

　　数据显示，截至 1996年6月底，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为8400亿元，占比达24.75%。第一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步伐。

　　会后，国务院陆续出台诸多改革措施：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成立四大AMC，专责处理其剥离的不良资产等。同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也随之展开，相继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

　　五年后的2002年，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当时会议重点议题是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可上市。此后，从2005年6月到2007年9月，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先后上市。

　　2007年的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则提出，继续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有序推进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推进国开行商业化运作。2009年，农行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整体改制为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并在2010年完成“A+H”两地同步上市，至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均改制上市。

　　最近一次会议召开于2012年，会议部署了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等8项重点工作。

　　在2009 “四万亿”刺激政策实施后，政府融资平台大量成立，地方债务风险逐渐积累。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在2012年提出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至今，相应风险已经得到较好控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称，地方债风险化解采取了两方面措施，一是加强对地方政府负债的管理，按新《预算法》及43号文规定，融资平台应剥离融资功能，不再新增政府债务；二是摸清存量债务，通过债务置换将银行、信托贷款置换为低利率的地方债，大大减轻地方政府债务压力。

　　“但部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面临压力，目前地方政府和社会合作模式快速发展，是一个有益的探索，但政府债务和商业化融资间的界限有所模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关注。”陈道富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或将成为“重头戏”

　　2012年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金融业混业发展加速，但监管体制仍主要是分业监管。

　　“这些年金融交叉、融合已经越来越明显，机构、业务、交易结构、资金都在融合，虽然实行分业监管，但是通过各种通道业务、平台合作等不断绕开监管。”陈道富表示。

　　国研中心研究员魏加宁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我们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最大结构性风险，就是一边力推混业经营，一边坚持分业监管不变。”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由此提上议程。继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后，2016年再次提出“要深入研究并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在此背景下，市场预期如若今年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是重要议题。“现在关注点都在金融监管上，金融监管肯定会涉及，包括宏观调控的协调。”陈道富表示。

　　而对于如何调整监管框架，市场方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央行承担统筹协调的职责，并将系统性重要机构纳入监管框架。另外一种声音则认为，上述方案将使监管职能与货币政策的目标冲突，应成立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双峰监管”可能比较适合我国未来经济、金融发展。一方面通过宏观审慎体系，央行加上银监会管理的一些系统性重要性银行，确保货币政策供应目标，传导渠道能够实现；另外将“一行三会”针对微观监管部分，强化成一体，共同在这些部门中去协调处理以前出现的监管盲点。

　　除金融监管外，多位受访人士认为“防风险”也将成为重要议题。

　　“宏观层面，风险肯定是最核心的问题。”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助理杨涛称，“这涉及如银行体系潜在风险、资本市场潜在风险、地方债风险等诸多方面。”

　　除此之外，前述受访人士认为，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去杠杆、货币政策有效性及利率传导机制、金融对外开放均可能成为会议内容。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2016年9月表示，“十三五”时期和即将召开的中央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关注的焦点，可能是研究如何深入参与和推动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