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交所人士表示，减持新规有效约束了大股东的减持行为，有利于促进大股东与上市公司、公众投资者利益趋同、共生共荣的机制逐步形成。

　　完善基础性制度 重塑市场生态

　　减持新规是证券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依法、全面、从严”监管的重要举措，对于引导理性投资、保护投资者权益和维护市场秩序，具有重要、长远的意义。

　　首先，每个企业都有一定的发展周期，其经营价值必须在长周期才能得到检验。如果允许大股东在企业经营顶点清仓减持，公司未来的经营风险很可能由接盘的公众投资者承担。为此，减持新规重点对上市公司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等大股东的减持行为进行了规制。新规实施后，大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在短时间内通过二级市场清仓减持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其次，投资者在公司IPO前或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中取得股份的成本一般较低，特别是对于通过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取得股份的股东而言，其持股成本可能远低于市场公允价格。为此，减持新规将持有前述特定股份的5%以下股东纳入了监管范围，特别是通过“爬行”减持要求，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减持。数据显示，自新规实施至10月底，沪市持股1%-5%的特定股东减持金额为360.64亿元，占总减持金额的47.29%。

　　从对定增、并购重组等业务的影响来看，新规在减持比例等方面的要求延长了相关产品、资金的退出期限，不仅有助于确保存量特定股份平稳、有序减持，还与今年2月颁布的再融资新规形成合力，对套利资金参与增量业务有明显抑制作用。今年二季度，公募基金参与定增项目热情明显降温，新成立的定增基金建仓缓慢，权益类证券仓位普遍偏低，甚至出现个别基金募集失败的情况。从定增项目（含配套融资）的数量来看，2016年全市场月均定增的上市公司数量为47家，而2017年1-9月则降至月均25家，数量几近折半。

　　另据统计，新规实施后大宗交易减持金额显著降低，“过桥”减持漏洞基本被堵住。自新规实施至今年10月底，沪市大宗交易减持158亿元、日均1.5亿元，较年初至新规发布前大宗交易日均3.7亿元的减持金额下降60%。此外，由于新规新增的董监高预披露要求及“虚拟任期制度”，董监高减持明显下降，“奋不顾身”辞职减持情形减少。自新规实施至10月底，沪市上市公司董监高减持0.32亿股，减持金额5.45亿元，涉及88只股票和126个账户，日均减持金额0.05亿元，较新规发布前的减持金额下降了70%。

　　上交所人士表示，减持新规的本意并非禁止减持，而是本着规范、有序的原则，封堵明显的制度漏洞，遏制市场乱象，引导资本有序退出。从总减持金额上看，自减持新规5月26日实施至10月底，沪市上市公司股东累计减持73.3亿股，总金额763亿元，日均7.3亿元；而2017年初至减持新规实施前，沪市上市公司股东累计减持102亿股，总金额900亿元，日均9.4亿元。

　　引导董监高关心企业长期经营价值

　　从减持新规对部分证券市场业务的影响来看，以套利为目的的产品均有不同程度降温，一些高杠杆产品所受的影响更加显著。如近年来较为热门的私募定增产品，部分增量产品已经出现了销售困难的情况。反观IPO方面，今年1-10月共有378家企业IPO，远超2016年全年数量；融资总额达1915亿元，超过2016年1496亿元的融资额。从支持创业、创新以及上市公司再融资的角度，优质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也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与回应。

　　减持新规合理控制大股东、董监高的减持节奏，提高减持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抬高优势股东利用信息不对称实施“精准减持”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部分股东通过所谓的“市值管理”手段博取超额回报的短视行为，有利于引导大股东、董监高关心企业长期经营价值。

　　另外，减持新规的实施，也有助于促进市场估值回归合理。从近期主要指数估值水平看，大盘蓝筹与中小市值股票估值差距有所缩小，估值体系呈现一定程度优化，产业资本累计增持205亿元，净增持金额为22亿元，净增持公司数量处于相对高位。

　　上交所人士表示，减持新规还有助于防范“断崖式”集中减持，有助于降低市场波动，维护二级市场平稳交易，特别是在近期解禁限售股余额较大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缓解扩容压力。减持新规压缩了部分证券市场业务的套利空间和部分大股东资本运作的空间，有利于吸引长期资金入市，调整资金结构，也有助于改变市场热衷短期炒作的行为模式，促进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信心。

　　最后，减持新规还有利于逐步化解高估值风险，扭转“牛短熊长”困局。防范证券市场风险，首当其冲就要逐步化解我国股市高估值所伴随的风险。减持新规与新股发行、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基础性制度改革一样，均服务于这一共同的目标。减持新规吸引长期资金入市，引导资本有序退出等效果，从长期来看，均有着促进估值中枢合理下移、逐步化解高估值及其伴生风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