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降成本”大幕开启，尤其是减税降费效果明显。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16年1至11月，仅营改增带来的整体减税就已经达到4699亿元。再加上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收费项目、扩大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降低电价等系列“降成本”的举措，业内保守估计全年为企业减负规模超过7000亿元。

　　据悉，2017年减税降费的力度还将加码。一方面，作为全年减负效果最为显著的营改增，减税规模会进一步扩大。据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介绍：一是2017年有4个月的四大行业减税的翘尾因素；二是按照营改增政策规定，纳税人2016年购入的不动产当年可以抵扣60%，剩余的40%将在2017年同2017年购入的不动产60%可抵扣的部分一起进行抵扣，所以减税规模会更大一些；三是随着政策和征管的不断完善，特别是企业对税制适应性的不断增强、内部管理的不断改进，抵扣的数额也会明显增大一些。

　　另一方面，新的减税举措也已经在酝酿中。财政部部长肖捷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指出，2017年将加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适度扩大支出规模。除了继续落实并完善营改增试点政策之外，还将“研究实施新的减税措施”。

　　专家预计，今年减税降费的规模有望超过去年。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表示，今年的减税更有可能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在税收总量平衡略有下降的基础上更精准地、更有针对性地减税。例如，中小微企业、科研企业、创新企业应该成为减税的重点。

　　“比如，小微企业的标准认定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放宽，同时结合调低税率或者减免税等优惠政策为小微企业减负。再比如，是不是可以考虑加大科技企业经费税前扣除，延长亏损企业的抵扣时间等。”胡怡建说。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营改增试点减税政策目标让企业更容易感受到，应该是重点。中小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还应该延续，同时应该注重使科研企业的研发支出更加灵活。

　　杨志勇还指出，要让社会真正感受到减税，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快增值税改革步伐，简并税率并下调税率，将增值税的两档基本税率17%和11%合并为一档，并确定为11%以下的水平，宜定为10%左右；两档低税率13%和6%合并为一档，并确定为低于6%的水平，宜定为5%左右。“总体而言，重点是要提高减税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除了“税”之外，“费”也将是今年为企业减负的重点。财政部指出，2017年要“进一步清理规范基金和收费，再取消、调整和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公开中央和各地收费目录清单等”。

　　国家发改委也表示，将在2017年进一步加大对企业减税降费的力度，深化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明确指出，将在2017年一季度，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降成本”政策的落实情况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涉企乱收费专项整治、严肃查处不执行减免政策、扩大范围重复收费、擅自设立项目收费等违规行为。

　　对此，胡怡建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2017年减税降费的主要在于“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存在减的空间。相比起更侧重“结构性”的减税，“费”是通过总量减来降低宏观负担。此外，不能把减税降费看成是临时性的、应对性的举措，而是应该从制度层面考虑，给予法律和制度性的保障。

　　杨志勇也指出，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要逐一分析，没有必要存在的就取消，可以存在的，也应该研究下调的力度。社保缴费还可以适当下调。还有一些能源资源产品的定价可以更多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少以“节能减排”名义维持较高的价格。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去年展开的大规模“降成本”调研发现，税费等显性成本之外，一些隐性的制度性成本才是真正让企业感觉负担沉重的原因。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从长远来看减税仍有必要，但减税相对容易，更难的是推动经济社会改革。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指出，还要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放管服”改革，推进“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降低税费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并与“双创”和发展新经济紧密结合、互促共进，进一步打破体制机制障碍，释放新的发展红利。

(原标题：新税收优惠措施正在酝酿 今年减税降费将“精准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