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西方已经忘了1914年至1945年黑暗时期的历史经验,现在又进入了强硬的国家主义和仇外主义。由20世纪80年代市场开放带来的进步、和谐和民主的全新时代,似乎已灰飞烟灭。
从经济角度来看,二战后的世界可被分为两个时期,欧洲的凯恩斯时代和全球化以市场为导向的时代。后者的标志事件是1994年乌拉圭贸易回合的完成、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2004年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加入欧盟。第一个经济时期终结于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第二个时期终结于2007年至2009年西方的金融危机。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论,战后时代也能被分为两个时期:冷战时代和后冷战时代。地缘政治的转折,部分是因为非西方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比如中国和印度。部分是因为选择的结果。然而,西方也出现了失误,特别是在“9·11”之后的决定,在中东通过枪口推广民主。西方经济也广受影响:缓慢的经济增长、增长的不平等性、高失业,特别是在欧洲东南部。经济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但决定性事件是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元区危机。
对危机的回应侵蚀了对体系公平性的信仰,也摧毁了对金融、经济和政治精英们能力和正直的信心。简而言之,我们现在处于西方领导全球化的经济时期的末期。问题是接下来是否会出现反全球化浪潮和冲突。这个答案的大部分将由西方国家提供。即使在经济相对下滑的时代,以市场价格衡量,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出口仍占到世界半数。他们仍是企业巨头和创新公司的源头,主导了金融市场,领导了高等教育机构和有影响力的文化。美国也是世界最有力量的国家,特别是军事力量。但是美国影响世界的能力是通过联盟,然而,现在联盟也需要被维持。西方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是本地化。缓慢的增长和老龄化人口已经在公共支出释放了压力。政治上已经出现了零和的特征。
在确定回应方式时,两个因素必须被记住。第一,全球人均真实收入从1950年到2015年提升了460%。极端贫困的世界人口份额则从1950年的72%降到了2015年的10%。平均寿命已从1950年的48岁增至2015年的71岁。第二,贸易已远不是美国制造业工作份额长期下滑的主要原因。贸易也不是造成不公平上升的主要原因。
美国和西方领导人必须发现更好的方式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一个分裂的、向内的错误管理的西方很可能会变得高度不稳定。屈服于错误解决方案的诱惑以及幻觉破灭和愤怒,西方可能甚至毁了支撑战后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智识和机构的支柱。
(作者系《金融时报》经济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贺艳燕编译)
(原标题:外论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