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布局往往被视为一个企业成功的表征。但近来，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却接连对全球知名跨国车企发出警告，试图干预他们合理的全球商业布局。

　　在赢下大选后，特朗普选中汽车企业来为他的“美国优先”战略“祭旗”。他威胁说：“公司不可能继续离开美国而不付出代价。”

　　1月3日，特朗普发推特说：“通用正将墨西哥制造的雪佛兰科鲁兹送到美国经销商这里，越过边界却不用付税。要么在美国制造，要么付一大笔边境税。”

　　两天之后，他又发推特攻击日本丰田公司：“丰田说将在墨西哥Baja新建一座工厂为美国制造卡罗拉。没门！要么在美国制造，要么付一大笔边境税。”

　　特朗普所说的“一大笔边境税”，是指他准备对从墨西哥进口的汽车征收35%的惩罚性关税。不过这一威胁于法无凭，因为根据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之间的汽车贸易无需支付关税。但候任总统的这一表态，还是令汽车企业对未来美国难以预料的政策环境感到恐慌。

　　在特朗普1月3日任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严重的罗伯特·莱特希泽出任美国贸易代表的当天，福特汽车宣布取消墨西哥16亿美元投资计划，转而在美国密歇根州投资7亿美元，并新增700个就业岗位。

　　数天后，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塞尔吉奥·马尔基翁表示，未来可能被迫关闭墨西哥工厂，并承诺2020年前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

　　两大车企“服软”，特朗普旋即在自己的推特上炫耀成绩。但为他这点微不足道政绩，美国将付出无比巨大的代价。

　　首先，特朗普利用“威逼利诱”的方式干预跨国企业的日常经营，越过了政府权力边界，混淆了政治和经济决策的分野。这种史无前例的做法损害了美国的制度信誉。

　　政府制定规则，企业做出决策，这是良性的政治和商业互动。美国汽车企业之所以赴墨西哥建厂，主要基于此前政府制定的自由贸易规则。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取消了美加墨三国边境关税，墨西哥遂凭借相当于美国五分之一的劳动力成本，迅速成为全球第7大汽车制造基地。

　　同时，由于墨西哥和全球45个国家签有自贸协定，而美国只和20个国家签有自贸协定，因此从墨西哥出口汽车可以在更多国家获得关税优惠。因此，很多车厂不仅将墨西哥视为北美生产基地，也视为全球生产基地。

　　可见，企业在墨西哥设厂是依据此前政策环境做出的合理决策。特朗普在不改善政策环境的前提下，利用恫吓方式干预企业的商业决策，实则坏了政商互动的规矩。

　　其次，特朗普利用短期政治权力干预企业长期性、结构性投资布局，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营商环境。

　　福特宣布撤销墨西哥建厂计划后，不得不向墨西哥地方政府和零部件供应商支付巨额赔偿金，因为相关建设在去年7月就已经动工。

　　对汽车企业来说，投资设厂是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长期规划，很难因为一朝一夕的政治变化而迅速调整。例如，特朗普批评的丰田在墨西哥设厂计划，实际上早在2014年就开始准备，2016年底开工，而第一批卡罗拉下线要等到2020年。

　　并且，对汽车企业来说，投资建厂还需要考虑到全球业务的结构性布局。例如，丰田在把廉价车款卡罗拉下放到墨西哥生产的同时，也正在扩充美国本土生产高端车的产能，为此未来5年将在美国投资100亿美元。

　　这是因为，在利润率低的低端车型上，劳动力成本优势更加明显；而在利润率高的高端车型上，劳动力成本就不那么重要了。这也是为何丰田和其他主要车企都将旗下北美高端车型的生产放在美国和加拿大。

　　如果特朗普要对从墨西哥进口美国的丰田卡罗拉征收35%关税，那么从美国出口墨西哥的丰田高端品牌雷克萨斯是否也该被同样征税呢？

　　再次，特朗普与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态度伤害了高效的全球供应链。今天，你已经很难精确界定一辆汽车的国别属性。汽车的组装或许有单一地点，但零部件却是全球采购。

　　在美国组装生产的汽车里面，40%的零部件进口自墨西哥，包括安全气囊、安全带等。而在墨西哥组装生产的汽车里面，五分之二的零部件来自于美国供应商。可见，汽车产业的供应链已经高度交叉融合。

　　正是得益于这种复杂但高效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汽车行业才能不断降低成本，让越来越多的人买得起汽车。

　　在这场特朗普挑起的车企“逃跑”风波中，特朗普赚足了媒体眼球，但却极大损害了美国的制度信誉、营商环境和全球产业链，并在一个“反全球化”浪潮汹涌的时代进一步污染了普罗大众的全球化认知。

　　特朗普发推特说：“不再流失工作岗位和财富，美国将成为全球吸引创新和就业创造的巨大磁铁。”但为美国吸引创新和就业机会的是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而非恣意妄为的政治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