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卢杉 上海、苏州报道

　　导读“专注于生物药的开发，说得好听点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很可怜，生了病却用不上很多世界上先进的药物，说得难听一点是因为商机很多。”

　　近日，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在官网上宣布其新药IBI301（抗CD20单抗）进入临床三期研究。这是信达生物与美国礼来制药共同研发的利妥昔单抗（美罗华）的生物类似药，已获得CFDA批准，并完成I期安全性研究。

　　IBI301是一款生物仿制药，可用于非霍奇金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对标的原研药产品为瑞士抗肿瘤药物巨头罗氏的“美罗华”。

　　作为罗氏最畅销的药物，美罗华在2013年贡献了69.51亿瑞士法郎的收入，占当年罗氏抗肿瘤药市场的30%、全球销售总额的15%。2015年美罗华全球销售额突破70亿瑞士法郎（合71亿美元）。

　　2014年底美罗华的欧洲专利保护到期，美国专利也将在2018年到期，每年高达70亿美元的市场早已使其成为各大仿制药厂的目标。

　　“预计2019年初将IBI301上市。”信达生物商务合作部和产品策略高级总监徐乃迪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据徐乃迪介绍，“另一个与礼来合作的单抗药物IBI308是信达研发的创新药，估计在8月底之前可以拿到CFDA的临床批件，进入一期。”IBI308为肿瘤免疫治疗单克隆抗体药物，可用于一系列肿瘤如肺癌、胃癌、黑色素瘤、肾癌等。

　　信达生物所走的“仿制药与创新药研发相结合”的路子，代表了目前国内生物制药的发展方向之一。而去年与礼来的合作，更将信达推上了舆论的中心。

　　仿创结合

　　2011年8月，在离开康弘药业后，俞德超在苏州创立了信达生物。其时，他也是抗肿瘤药物“安柯瑞”和单克隆抗体新药产品“康柏西普”的专利发明人。

　　四年后，信达生物建立了一条包括12个新药品种的产品链，覆盖肿瘤、眼底病、自身免疫疾病、心血管病等四大疾病，其中两个品种入选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建成大规模的产业基地，包括2条1000L（已建成）、4条2000L（建设中）生产线，符合CFDA、FDA和EMA的GMP标准。

　　“研发、管理团队方面，我们有37位海外归国专家，占10%左右。”徐乃迪表示。其高管团队来自辉瑞、艾伯维、百时美施贵宝、雅培等跨国药企，现任副总裁Blake Salisbury曾任礼来商务合作高级总监，亦是曾经代表礼来与信达谈判合作的负责人之一。

　　此前俞德超在“安永企业家奖”上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专注于生物药的开发，说得好听点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生了病却用不上很多世界上先进的药物，说得难听一点是因为商机很多。”

　　2015年，全球销量Top10药物里，8个是生物药；而中国销量前20里，没有一个是生物药。国内生物药自主创新力差、产品质量低、产业规模小，俞德超说，“国际上，生物制药每年增长率是传统医药的4-5倍，但中国生物药出口为零。”

　　“信达要克服这三个短板。”徐乃迪表示，目前公司研发的10个单克隆抗体产品，已递交8项临床试验申请。“今年年底会有四个产品进入临床，年底到明年初是很关键的时期。因为进入临床三期意味着将从纯研发转到商业化。”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沈竞康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目前国内有几类企业在做类似生物创新药的研发。“一是如恒瑞医药本身有比较扎实的仿制药基础，在此基础上做创新；二是如信达一类，仿创结合；三是完全创新型的公司，如贝达药业。”

　　在徐乃迪看来，“目前每一种生物药，都有十几家公司声称在仿制、研发和报批。但考虑到后期临床、生产和销售上的巨额投资，大部分公司的产品是无法上市的。生物类似药能吃到肉的也就前三四家，所以卡位一定要早。”

　　而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情况下，沈竞康认为，判断一家公司创新药的研发，一定要看其“是否解决临床未解决的问题，是否可以得到经济回报并有国际价值”。

　　信达-礼来模式

　　信达在体现国际价值方面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表达方式。

　　2015年3月和10月，信达生物两次与美国礼来制药达成产品开发战略合作，获得“首付及潜在里程碑款”等33亿美元，这是将中国人发明的生物药转让给世界500强制药企业。

　　3月20日签署的合作协议包含三个单抗药物的研发，包括肿瘤免疫治疗的热点PD-1单抗。该抗体由信达生物自主研发，其海外市场授权礼来，首付5600万美元。

　　10月12日，双方再就三个肿瘤免疫治疗双特异性抗体药物的全球开发签署合作协议，里程碑付款总金额超过10亿美元。

　　根据协议，信达生物和礼来将合作开发、生产和销售以上新药，其中信达生物主导中国市场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礼来将主导国外市场。如果以上抗体在国外商业化，信达生物将收到额外的销售提成和其他付款。

　　生物药开发一向高风险高利益并存。8月6日，百时美施贵宝宣布其癌症免疫类药物PD-1抑制剂Opdivo（nivolumab）在针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终期实验中数据不及预期，股价暴跌18%，市值蒸发240亿美金，至今仍未止跌。

　　徐乃迪表示，此次合作的优势在于风控，“生物药一做至少八到十年，很多小公司抗风险能力较差。将专利转让给美国公司，可以拿到首付和里程碑式付款，在产品没有上市之前获得收益。”

　　另外，中国的创新药概念是“在国外研发基础上做一个新药。有前例可循”。

　　在沈竞康看来，评判一家公司的资质，主要看其是否具备学术和国际视野。“学术上要瞄准国际上关注的、领先的领域。要对国际上的趋势和市场有清晰的分析和认知。”

　　海通新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卢迅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以后的市场是拼成本的，国内生产成本低且人员素质和工厂基础设施都比较好，就应该在中国生产，国内市场和渠道自己来做。海外渠道就让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如礼来去做。”

　　另据徐乃迪透露，由于与CFDA有着长期、频繁的互动，信达提交的临床申请在审核进度上占据优势，“报批除了跟过去比有所加速外，信达从注册、申请到批准比同行少5-9个月。”

　　“这也是吸引礼来以及其他跨国药企与我们合作的优势。”徐乃迪说。

　　复制可能

　　生物制药的前景远高于传统医药。

　　8月26日，国家工信部发布2016年1-6月份医药工业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2016年1-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医药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635.65亿元，同比增长10.14%；利润总额1449.67亿元，同比增长14.61%。

　　其中，生物药品制造主营业务收入达1490.63亿元，同比增长9.32%，比重达10.93%；利润总额为186.10亿元，同比增长5.07%，比重为12.84%。

　　在市场不断扩大的同时，生物医药产业“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也限制着其发展。

　　俞德超表示，信达与礼来的合作“改变了原有的生物医药企业的商业模式”。

　　“行业内公司在产品上市前一般是没有收入的，有产品销售才有收入，制药企业这个过程需要8-12年。而我们在三年多内实现了盈利，通过知识产权的转让，改变了这个模式。”

　　事实上，此类合作在国外已经比较成熟。

　　但CIC灼识咨询创始合伙人侯绪超认为，“对中国公司借鉴意义不大，首先信达生物头几轮融资均有礼来亚洲的身影，双方建立了紧密互信。其次，信达生物在单克隆抗体的突破刚好能弥补礼来专利到期无新药可卖的窘境。风险在于后期开发和临床是否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在信达生物被业界所看好的同时，另一桩相似的专利授权案却收到了相反的效应。

　　2016年3月，复旦大学将杨青团队所研发的用于肿瘤免疫治疗的IDO抑制剂有偿许可给美国HUYA（沪亚）公司。根据双方协议，HUYA将向复旦支付一定额度的首付款，其后采用里程碑付款方式向复旦支付累计不超过6500万美金，以获得除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外的全球独家临床开发和市场销售的权利。

　　其时舆论对这一专利授权及后续销售质疑不断，但事实上之前国内已有公司与HUYA有过类似合作。2006年，深圳微芯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将其研发的西达本胺的国际申请使用权，以2800万美元授予HUYA。

　　除信达与礼来的合作，近年来国内药企也有不少授权动作。

　　2015年9月，恒瑞医药将用于肿瘤免疫治疗的PD-1单克隆抗体项目有偿许可给美国Incyte公司，将至多为恒瑞带来7.95亿美元的收益；2015年12月默沙东公司以2亿美元获广东中山康方生物一项抗体新药项目转让。2016年1月，江苏正大天晴以2.53亿美元将乙肝新药中国大陆之外的国际开发权许可给强生。上述授权金额远超复旦IDO抑制剂的6500万美元。

　　“信达与礼来的合作虽然有一些机缘巧合，但信达本身的资质和技术正好跟礼来形成互补。”沈竞康表示，“即使签约里只有部分药成功上市，但只要有一个做成的，就能把这个路子走出来。”

　　沈竞康表示“国内的高校和药企在确保自己的知识产权得到保护的前提下，要有更开放的心态去争取国外更多更好的资源。信达在产品还没上市销售的时候，有能力获得更多资金的投入来支持研究，速度肯定会比别人快。在这个过程中，也实现了风险共担，如果成功也将具有国际价值。这是值得借鉴的模式，但不是人人都适合同一件衣服，要量体裁衣。”

　　作者：卢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