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马上就要离开了，原因和好多人一样。我有小孩儿，没有户口。即使有钱，能上四五千一个月的幼儿园，即使有钱，能交得起二三十万的上小学赞助费，即使再有钱，也实在搞不定初中高中的回原籍考试。在习惯了北京的素质教育后，回去跟以考分为标准的孩子PK，难道要找死吗？”

　　在朋友圈写下这段话的第二天，李明带着妻儿回了家乡，此前他是一名保险理财专员，已经在北京“漂”了七年。

　　2016年上半年，仅在北京城六区就有9.5万人做出了和李明相同的选择，占城六区常住人口的0.7%。但是，他们的离开并没有扭转一个结果——人口调控，这个北京全年最重要的工作目标，在上半年仍旧以“不及格”的分数收场。

　　根据官方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常住人口为2181万人、同比增加12.1万人。城六区常住人口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减少了9.5万人，达1276万人。但是，与城六区全年人口下降34.2万目标相比，显然还有段距离。更何况，根据往年规律，北京每年第三季度的人口增长都会比上半年时更明显。

　　2016年初，全市16区县的主要负责人全都签了人口控制指标责任书。“总人口控制在2300万之内、并将城市中心区人口减少15%”——这是他们截至2020年前必须达到的目标。为此，北京已经将这一任务细化分解到各个区县，倒推出每年每个区县需要减少的人数。北京每个区县政府领导最大的工作压力，不是写出漂亮的GDP数字，而是怎样能够不动声色地将辖区的人民减得少点、更少点。

　　至于实现方式，不出意外地采用了城市管理者最惯用、也最简捷的手段——用行政力量限人、赶人。

　　从根源上说，“用行政力量控制城市人口”的逻辑与计划生育是一样的。行政管理者认为每个人都会占用有限的资源，所以必须严防人口数量突破资源承载力。北京到2020年时人口控制到2300万这一数字的由来，就是测算了北京的水资源承载力后倒推计算得出的。

　　所以，行政之手在控制人口时所采取的方法，也和计生中的强制流产、扒房牵牛等同样不近人情，而收效也同样微乎其微。

　　北京是全国唯一一个从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开始就明确要“控制人口盲目增加，减少城市人口”的城市。从控制户籍人口，到“以房管人”、“以业控人”、“以证管人”、“以水定人”……迄今为止，所有尝试过的人口调控方法从未成功。

　　从2000年到2013年的14年间，北京人口增长了857万，年均增长超过61万。其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提到，到2020年人口总量调控在1800万以内，可是到2009年底北京就已达到1972万人。

　　人口的剧增带来交通、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居住在北京的人并非对此全无怨言。2005年，北京市发改委就“十一五”规划向全市范围内征求意见，产生的“三大民意”之首就是在很多人看来很不人性化的“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随后，“以房管人”的做法诞生。

　　正如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到“阴渠是城市的良心”，地下室也是无数外地人来京的第一个住处。2008年起，北京进行了多次对“地下空间”的清理和整治。城区内成片地下室被封闭，数以万计收入微薄的底层流动人口为此离开北京。2011年5月到2014年4月的三年间，北京通过整治地下空间，共清退散住人员约12万。

　　不过，这个方法并非全然有效。在一次次“运动式”的集中清理行动中，不少人被驱赶回原籍，但大部分会在风平浪静后再回到北京。甚至于长久以来，很多“北漂”打工者早已习惯了这种节奏，会在奥运、国庆、阅兵等时间节点时，早于官方驱逐而自己主动暂离。

　　2013年，北京一家媒体曝出的“井底人”是地下生活者们的极端代表。十几个人住在朝阳区一处热力管井里，平均居住面积只有两平方米左右。他们大多从事擦车、收废品、打零工等工作，居住时间最长者已经超过十年。这些“井底人”的存在引发了网络上的激烈争论。虽然擦车、倒垃圾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必不可少，且北京本地人几乎无人从事这类工作，但这些底层劳动者仍然被视为这个城市不欢迎的人。报道一出，几天后这处管井就被用水泥彻底封死，并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地下空间检查。

　　从2014年起，“北京正把人轰出去”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从时间点上看，这和“北京迁出北京”的政策一脉相承。

　　在城市管理者手中，不断失败的人口调控目标被转换成另一个问题——要设计什么样的阻击线，让什么人从北京走出去。而从2014年起，政策对象有了改变，不再仅仅针对于底层流动人口。

　　几十万小商业者首当其冲。全华北最大的石材市场西直河、名头响彻俄罗斯的雅宝路市场、商户遍及全国的动物园批发市场，以及红桥、大红门、木樨园等一个个北京人耳熟能详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仅2015年就有150多家小商品市场退出北京，他们的统一名称是“低端产业”，衡量他们的是单位面积下的经济产出。

　　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曾在今年3月公开算过这样的账：在寸土寸金的西城区，还有小烟酒、小五金等小业态商品交易市场主体91家，经营商户近2万户，他们的管理成本远远大于经济贡献。而在清退动物园批发市场时，时任西城区委书记王宁也拿出了类似的算账：“动批”有2万多个服装批发商，每年会带来6000万元左右的效益，但是政府所要支付的交通、环境等管理费用却超过1亿元。

　　对北京优质资源的收紧，也成为一条有效的红线。行政管理者发现，控制外地来京人口子女上学是最简便易行的控制人口方式；这也意味着，赶人的红线开始包括相对更高知高收入的白领和准中产阶层。

　　这是近年来北京疏解人口最有效也最受谴责的方式，同时因为涉及人群的舆论影响力强而备受关注。“清退一家小商品市场，只是走了摊贩一个人。但是，一个孩子不能上学，陪他离开北京的就是一家几代人。”一名曾签下人口清退任务书的街道干部对我总结这几年来的工作经验。

　　从去年起，越来越多的经验在幼儿家长们中间流传。比如纳税证明、租房证明等一定都要收集保存妥当；暂住证的办理日期必须能够环环相扣；如果夫妇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且一人不满足相应条件的话，在孩子临上学时就果断离婚，把孩子交由满足条件的一方抚养……

　　以暂住证为例，证件到期时需要到派出所续期，但是派出所惯行的工作方式并非当日办结，而是会等凑足一批后再集中办理，这样中间难免出现几天的中断。

　　长久以来，派出所和“北漂”们都默认这样的方式合理。然而，就是中断了的这几天，导致无法提供出“连续在京五年以上”的充分证明，最终令非京籍孩子被挡在校门之外。

　　没有证据能表明当年的户籍警是有意“挖陷阱”。这只是在一个庞大的城市里，行政办事效率低下的一个平常表现，但在疏解人口的大背景下，审核材料者不问缘由，只看结果。为此，家长们研究出来的解决方式是：在到期日特意请好一天假，在派出所上下周旋，确保能够当天办出。

　　然而，层出不穷的新要求仍会等在家长们面前。上学政策的制定和解释权在各个区县，而各个区县每年的政策又有不同——他们通常采用倒推的方式，大致推算出今年的人口疏散指标、公立学校就学名额，再以此决定入学的限制门槛。

　　政策每年都在变化，“暂住”在北京的人们只能为了孩子而绞尽脑汁地满足各种条件，等候最后政策出台时一一对照。如果因为哪处闪失而不符合入学条件，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选择私立学校、或离开北京。

　　家长们结成的群同仇敌忾而又小心翼翼。我曾多次试图加入其中，更多地了解家长们的话题，但每个群都要通过层层审核：在哪儿工作，孩子多大，想上什么学校……家长们担心混进“奸细”，偷到了他们的信息再反制在他们身上。即使我公开了记者的身份也无济于事。他们并不相信媒体能起到什么作用，而只是想通过前人的经验，能侥幸为自己的孩子找到一个留在北京念书的机会。

　　还有一条更加残酷的红线，划在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北京的常住居民中间，直接指向那些低收入的北京人。

　　今年年初，北京市民政局负责人公开鼓励京籍老人异地养老。目前，河北高碑店、天津武清等地区的试点机构已经拿到了北京市养老床位运营补贴、机构综合责任保险、医保政策互联互通等政策。

　　这条政策迅速被解读为“把收入不高的北京老人轰到河北天津去”，并随即引发舆论大哗，甚至有老人们组织起来到市政府门口举牌示威。此后，这类信息再也不见报端，但相关工作仍在暗地里加速推进。预计在今年四季度前，京津冀三地能够实现异地就医即时结算。也就是说，北京人可以在河北、天津报销医药费。有司预计，这将使得一部分北京收入较低的老人获得搬出北京的动力。

　　层层红线束缚之外，北京也打开了一扇小窗，让为数不多的人可以钻进来——《北京积分落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示后，比照细则，不难总结出“北京市想留什么样的人？最终会留下哪些人？”答案就是：被北京市认为是对城市发展促进有利的所谓“高精尖”人才。

　　然而，这座门槛设置得奇高无比，且并不是所有合乎标准的人都能最终达到目的。《积分落户》只公布了申请者的条件和积分的指标体系，却没有规定积分落户的分数线。根据规定，北京市政府将根据年度人口调控情况，每年向社会公布落户分数线。这几乎就是没留下任何政策预期。

　　其实，无论具体方案如何花样翻新，核心理念只有一个：提升生活成本，抬高居住门槛。有史以来这就是大都市控制人口的不二手法，从唐代的“长安居、大不易”，到众所周知的“如果你爱（恨）他，就送他去纽约”，概莫能外。既然北京所赋资源在整个京津冀乃至华北地区得天独厚，能够给人们提供所需的环境，就无法阻拦他们奔赴而来的热情。

　　然而，当人们满怀梦想地来到这座城市，却并没有倒逼它在规划能力、公共管理水平等方面取得结构性提升，反而在工作多年后，一旦不能达到这座城市的红线，就有被行政驱赶的可能。这或许是北京在清退人口的过程中受到空前现实阻碍和舆论压力的根本原因。

　　有观点认为，“北京迁出北京”或许提供了一种让北京市人口减少的可能。聚集是因为资源太多、功能太多，而将它们疏解出去，使得北京不再具有如许优越的诱惑力。不过，我对这种预期判断并不赞同。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衡量，北京自毁容貌、自降吸引力的成功概率都非常小。

　　如果说过去北京的规划建设是失败的“摊大饼”方式，那么，“北京迁出北京”也无非是另起炉灶，重新再烙一张新饼。人们仍然会到这里寻找他们梦想中更理想的生活，争取成为千千万万分饼人之中的一个。那么，落脚点是中心城区还是通州新区，又有多大分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