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文字实录：

　　主持人Stephen Engle：我们再看一下美元和人民币，这个其实是带来很多政治的影响，你刚才说到，一揽子货币，包括一揽子货币的稳定性还有日元的增强，这个和一揽子货币都有关系。

　　黄益平：我没有太多要补充利率的问题，刚才你讲的这个观点，我们的公司债全球非常担心中国的高负债率，我自己的感觉是，高杠杆率，实际上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原因，只是一个症状，看起来总的负债率比较高，但是它的分布横跨各种各样的部类，非常不平衡，政府没有高度负债，家庭也没有，但是公司方面负债比较高，整个的公司借债大概占了GDP的160%，在公司内部，你也看到各种不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它的负债率下降，而且国有部分大大的上升，这是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直这样。如果你再看看这些具体的指数，这两个方面你就会发愁了、会担心了，好的负债并没有增长，而且比较差的这种负债率比较上升，但是不良贷款比较高。

　　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怎么办？这些在国有部分的高负债率，也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相对来说是好事，意味着政府仍然提供一些指标，但是中国以外的人经常担心，因为你有一个很高的负债，你的金融体系恐怕要垮台，公司部门会怎么样呢？我觉得恐怕实际情况不会是这样。与此同时也是令人担忧的，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从定义上来说难度很大，我们仍然等待着更加激进的政策措施能够采取。但是我们看产能过剩这些应该怎么解决？这些公司一般都是在高产能方面，一般都是在负债率高的层面，如果我们侧重于这个领域我们可以做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