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刘士余主席进一言
　　为什么中国股市26年来总是熊长牛短？为什么在2009年以后全球股市都屡创金融危机前的新高，唯独中国股市熊冠全球至今？为什么中国股市好不容易发动11个月的牛市却又很快又回到起点？为什么26年股市中，有10次因股市低迷而不得不暂停IPO？为什么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共计13次，仍然没能改变股市的生态，不断地走回头路？为什么半年来发生3次股灾，国家队动用巨资救灾，股市仍救不起来？这是市场各方长期探索却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

　　若撇开最近注册制的困扰因素之外，我以为，A股最大症结在一二级市场利益失衡。

　　从源头上看，从新股发行上市之日起，股权结构就存在天然的重大缺陷：大股东的持股比例75%，而公众股东的持股比例25%，几乎是一刀切。

　　这就为以后股市的种种问题埋下了祸根：大股东一股独大，前十大股东具有天然的股权优势和成本优势。只要上市，就可在一夜间造就一批亿万富翁。由于新股发行量小，中签难，奇货可居，且新股的利润高，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厚，高送转潜力大，加上市场热衷于炒新，这样，新股上市后的定位奇高，动辄七八十元、一二百元。这就为大股东进一步圈钱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方面，可以通过多次高送转，拉高隐性股价；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高价大比例再融资而大肆圈钱；再一方面，解禁期一到，就可以高价变现，谋取暴利。

　　随着上市公司数量越来越多，由2005年股改前的1050家，变为现在的2800家。流通市值越来越大，由2005年6月股改前8900亿，变为现在的40万亿。

　　而市场的新增资金进场的速度，远远跟不上上市公司一遍又一遍抽血的速度，供严重大于求。造成每隔一段时期，股市就会发生持续暴跌，出现危机甚至股灾。广大投资者长期被深度套牢，而市场唯一的无风险暴利者、大赢家，就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包括前十大原始股东。

　　因此，中国股市若要想真正救市成功，让股市能够长治久安，吸引广大投资者做中长线投资，营造各方共赢的局面，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就必须从一级市场的重大改革入手，动大手术。

　　特提出5项建议：
　　1、应坚决反对搞扩容大跃进，严控新股发行节奏。

　　对上市公司数量扩张，应该加以总量控制。

　　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三大交易所，至今只有5000多家上市公司，其中本土上市公司不足4000家。而只有20多年历史的中国股市，已经有了2800多家上市公司。照理，不能再拔苗助长，一味追求数量，而应通过购并重组，加强质量。

　　对每年新股的扩容节奏，也应视国情、市道（牛市或熊市、强势或弱势、流动性充沛或匮乏）不同，而区别对待。

　　注册制或核准制，不能成为IPO可以加速或放慢的理由。只要加强有效监督，核准制未必不适合中国国情，如欧洲国家至今仍实行核准制。

　　规模比中国大得多的美国股市，2001-2012年，年均发行新股只有110家；2013和2014年，分别发行179家和261家，刷新了本世纪以来的最高纪录，并且这都是在美国连续6年的牛市的氛围中实现的。

　　中国的IPO峰值是2010年和2011年，即便在熊市中，也分别发行新股347家和277家，2014年发行新股96家，2015年发行新股180家左右。考虑到这半年来已发生三次股灾，因此，2016年发行新股，以100家左右为宜。

　　2、按公众公司要求，改革上市公司结构。

　　即在上市前，就按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要求，将第一大股东的比例限定在33%以内，将公众股东的持股比例大幅度扩大，使之成为公众上市公司。这就从源头上杜绝一股独大、大股东没完没了地减持的不合理现象。

　　3、对大股东减持进一步作从严规定。

　　鉴于目前大股东减持，频频引发投资者严重担忧和股市动荡不止，借鉴美国的经验，建议作进一步限制规定：
　　第一，大股东，董、监、高在减持股份之前，必须先在财务季报中预告减持计划，信息发布三个月后，才能减持。

　　第二，大股东，董、监、高每年通过二级市场、大宗交易平台，以及其他场外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数额，不得超过已发行股份的1%。

　　第三，大股东，董、监、高每年减持股份的总交易额，若大于50万元人民币，或交易量大于5000股，需向证监会提交书面申请。

　　4、对上市公司再融资需设置更严格的条件。

　　第一、新股上市需满两年后，方可申请再融资。

　　第二、每年向股东现金分红的比例，不得低于利润的30%，方可再融资。

　　第三、两次再融资的间隔，不得少于两年。

　　第四、再融资的价格，不是按上报申请方案所确定，而应以证监会批准文件下达后的股价为参照系，不得低于前20天股价的90%，以防止上市公司与机构获取暴利，平衡一二级市场投资者利益。

　　5、当控股股东的减持比例达到5%之后，需经股东大会批准，方能继续减持。因为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也属于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项。按《公司法》和《证券法》的要求，凡重大事项，都须经股东大会通过，才能实施。

　　在我看来，以上5点建议中，最重要的是第1条和第5条。

　　第1条是把全年的新股扩容节奏，提前向市场安民告示（如2014年证监会宣布年内发行新股发行不超过100家那样），机构和广大投资者就能预先掌握全年市场的供求关系，作出正确合理决策，就敢积极大胆进行投资。

　　反之，若管理层患得患失，担心市场好了，但既定的新股数量不能再增加，而感到太可惜，就搞模糊策略，搞黑箱操作，大资金就不进来，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市场持续低迷，连100家都发行不了。

　　第5条对上市公司大股东最具震撼力，是检验你的新股上市，究竟有没有长期的成长性？大股东是真心搞实业、长期搞经营，还是上市圈了钱之后，打一枪就跑、抓紧变现，另谋出路。

　　第5条对市场也最具振奋力，可一劳永逸地解除广大投资者对大小非没完没了减持的恐惧，从而增强中长线投资的信念，远胜过其他利好的作用。

　　第1条和第5条，对管理层而言，无疑找到了解决26年中国股市积弊已久，积重难返的症结的钥匙，有可能成为振兴中国股市的突破口、重启慢牛的进军号。

　　以上5条建议是本人采集了多位股市资深专家的智慧而成，但愿刘主席能高屋建瓴，体察民意，修正完善，酌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