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大王”，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一番真心话，结果引爆了当下对于实体经济的大讨论。

　　关于争议中最吸引眼球的“税负高、成本高”，来自不同机构的数据显示：经合组织(OECD)按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口径计算各国税负水平，2014年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35.3%，同期我国仅为23.5%，低11.8个百分点。而世行与普华永道发布的最新报告《税务2017》却显示：2016年，中国企业的总税率达到了68%，同期全球平均总税率为40.6%。

　　显然，不同统计口径下的税负水平并不均衡，税负高低也是一种主观感受。但是这个问题引发的全社会对实体经济的关注却是确定的。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这一表述相比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提法，明显加强了重要性。从近期陆续落实的多项政策看，引导资金“脱虚向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意图明显。

　　实业困境

　　“我买这个厂房花了1500万美元，改造用了1500万美元，当地政府通过各种渠道补贴我3000多万美元，所以我购买厂房基本上没花钱。在美国，能源、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价格只有中国的1/5，蓝领工资价格是中国的8倍，白领工资价格是中国的2倍多。”正是这段话，让曹德旺几乎包办了近期的“财经头条”。

　　其实近期公开呼吁降低实体制造业成本的不仅仅是曹德旺一人。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12月14日做了题目为《深化改革激发活力促经济增长》的演讲，呼吁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降低企业投资成本，让企业有利可图，才能为员工增加收入。

　　大企业尚可通过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来降低影响，相较之下中小企业的选择就更无奈，要么硬撑，要么放弃。今年前11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8.3%，但同期民间投资仅增长3.1%。要知道，民间投资在全国投资总量中的占比可是超过了60% .

　　“实体经济不振的原因之一是税收负担较重。实体经济生产成本较高、利润则少，有的企业毛利润只有1%~3%；与此同时，房地产业利润丰厚。”浙江省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温州一家拥有1000多名工人的企业，苦干精算，一年利润100来万元，而老板妻子在上海买了10套房子，8年后获利3000万元。

　　现实收益的差距自然引导逐利资本的流向。这从过去几年市场的“扭曲”可见一斑：上市公司靠卖房扭亏为盈、居民中长期贷款在新增贷款余额中占比一度突破100%……金融资源错配、资产价格泡沫风险加剧、高杠杆率的债务违约风险等乱象丛生。

　　“2010~2013年影子银行过度发展，2014~2016年在货币超发下房地产金融过度繁荣，与之相对应的是实体经济产业空心化风险加剧。”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表示。

　　“实体经济被视作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在经济运行中面临着严峻挑战。”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当前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持续走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压力加剧。尤其在进入2017年之后，外部环境也出现了剧烈变化，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等一系列国际“黑天鹅”事件等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较大不确定性，这将令2017年我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承压。

　　“所以我们看到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实体经济的重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包括提到‘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等，这表明稳固实体经济这一强国之本、富民之基已经成为中国亟待面对的问题，也意味着2017年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内，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将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主要任务。”潘向东说。

　　不过首要的信号却是从房地产市场发出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该举措也有助民间资本回归实体经济，从而有助实体经济发展。接下来只有真正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才能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实体经济。”周德文表示。

　　脱虚向实

　　12月19日，国务院印发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以下简称《目录》)。此次修订《目录》，共取消、下放17项核准权限，其中，取消核准改为备案2项、下放地方政府核准15项。如果算上2013年、2014年两次修订，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削减比例累计达到原总量的90%左右。

　　进一步精简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其实是在10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确定了，项目涉及农业水利、能源等12大投资领域。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类简政放权的措施有助促进市场主体扩大合理有效投资，也有助实体经济发展。

　　“只有切实简政放权，才能破除制约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体制障碍，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周德文表示。

　　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推进简政放权改革，大幅度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向市场和社会放权，并严格依法设定和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日本自60年代开始，先后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点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并在原有的行政管理领域引入市场机制。

　　简政放权拉开了“脱虚向实” 的大幕，而关于2017年的宏观政策走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

　　其中提到的多项举措被认为是对引导资金“脱虚向实”开出的药方。

　　“过去几年由于需求疲软，产能过剩，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造成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并引发资产价格泡沫和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明年政府推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也是希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引导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

　　周德文指出，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各大银行在执行落实国家金融扶持政策时，出于自身金融风险考虑，仍然设置了较严的放贷限制条件。“不仅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更难通过行企业债券、股票等方式直接融资。即使从银行获得贷款，通常也都在规定利率的基础上较大幅度上浮。一旦遇上经济不景气，银根紧缩，中小民营企业的资金就非常短缺，不得不从民间高利率融资。”他说。

　　“我们看到，在货币政策方面，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问题将成为央行关注重点，资金将更多流入实体经济，资金脱虚向实将是政策方向。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同时，在财政政策方面，降低企业税费方面将有更多实质性举措。”中银国际证券宏观分析师朱启兵发研报称。

　　潘向东对记者表示，要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稳健基调要求“量要适度，价要合理”。央行近来通过控制信贷，银监会通过加强对影子银行表外业务的监测和限制等举措，从量上控制了信贷增速和货币供应。从价上看，央行则通过“缩短放长”的操作提高了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综合资金成本；其次，要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定向调节作用，包括对商业银行的定向降准，比如对政策性银行采取PSL也即抵押补充贷款，通过这种定向的调节方式继续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这些基础设施薄弱领域的贷款支持力度加大发展普惠金融的力度，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

　　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财政政策更有望在稳增长中发挥主要作用，但在结构上可能有所侧重。”潘向东预计，降低企业税费方面将有更多实质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