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岗位与产业政策的实施有相关关系。这可为我们反思产业政策的利弊提供一个额外的视角。相关的关联是这样的：产业政策的实施促成了发展型国家的兴起；发展主义的政商关系滋生了裙带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基础上发育的民主政治，难免也带有裙带性；在裙带民主政治中，政客的当选和施政都离不开裙带的支持；一旦裙带断裂了，政客的职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众所周知，韩国发展主义的兴起始于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1961年，朴正熙发动著名的“五·一六政变”，开启了铁腕执政下的发展主义时代。朝鲜战争结束之后，韩国不仅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且还被视为最没戏的国家。裙带关系成为韩国最为重要的关系。在大韩民国首任总统李承晚治下，裙带资本主义兴起。政府实施了保护主义型产业政策，限制海外优质产品的进口，裙带企业得以发展壮大。

　　贸易保护主义的确让一些本土企业壮大，但政治经济社会的腐败猖獗，裙带资本主义支撑的李承晚政权难以为继。朴正熙执掌政权后，铁腕治贪。在一批经济技术官僚的操持下，朴正熙政府制定了“一五规划”，选定了化肥、水泥、化工、石油、纺织等行业，作为工业化的领头羊。朴正熙向一批因偷税漏税、回扣行贿的“企业家”提供了没有选择的选择：要么接受政府的合同发展政府制定的产业，要么住进监狱。通过罚款或没收涉贪“企业家”的资产，以及日本赔偿金、美国援助、越战红利等，政府拥有可观的可支配资源，实施产业政策。

　　后来，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发展政治学领域，出现了发展主义学派，将战后日本和韩国政府界定为“发展型国家”。发展型国家以产业政策的实施为核心，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中，通过积极的政府干预推动了工业化。发展型国家选贤与能，聘请了一些具有领航员才能的经济技术官僚，他们具有“国家自主性”，或具有“中性政府”的特质，能够不受特定利益集团的左右，高瞻远瞩地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并且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加以实施。

　　1985年，美国学者安士敦(Alice H. Amsden)出版了《亚洲新巨人：韩国与后发工业化》一书，将“汉江奇迹”描绘为在英明领袖朴正熙领导下取得的成果。尽管大有争议，但此书1992年与另一本论著，共获全美政治学会政治经济组的年度最佳著作奖。

　　至于说“汉江奇迹”的主要贡献因素，究竟是市场力量还是产业政策，这在学术界一向是争论不休，而近来林毅夫-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只不过是此话题之争的中国版而已。详论汉江奇迹之争非本文所能。简要地说，如果说朴正熙的产业政策多多少少对韩国产业升级有一定之效，很大程度上要拜其施政方略所致，即产业政策从保护主义走向了发展主义，即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被政府赶进了国际市场，由此在市场竞争的洗礼下，发展型国家庇护下的韩国企业才真正具有的国际竞争力。关于这一点，熊彼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大师阿吉翁(Phillippe Aghion)在最新发展的理论中加以了论证。

　　不管其产业政策的功绩如何，发展主义始终与裙带资本主义相伴随。时光荏苒，在“汉江奇迹”之后，韩国在政治上实现了民主化，在经济上经历了发展主义之衰和新自由主义之兴起的艰难转变，基本上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尽管如此，作为发展主义的历史遗产，裙带资本主义依然蓬勃，并且渗透到民主政治的运行之中。

　　除了以左翼反对派领导人身份上台并最终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金大中之外，韩国总统，从李承晚、朴正熙到朴槿惠，无一善终。在裙带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无论政客自己的主张为何，其竞选和执政，都离不开财阀的支持。正面临弹劾的韩国总统朴槿惠背后的故事，早有无数媒体加以披露，此处不再赘述。但关键的一点，当“闺蜜门”的里面有新的裙带关系兴起之后，以往的旧裙带关系是绝不甘心断裂的。撞破“闺蜜门”的媒体，大都由三星集团掌控。韩国的奇迹，其中三星是成败关键。这就是产业政策支撑的发展主义的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