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高成本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病灶，降成本需要真改革。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的“牛鼻子”，降税除费是降成本主战场，要在完善营改增的同时，显著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引导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让利”。

　　原则上，成本是由市场决定，但政府更要有所作为。一个主要问题是政府不能“与民争利”，在经济下行特殊阶段，要“放水养鱼”，让企业休养生息。

　　今年以来，在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持续有效推进。降成本作为五大任务之一，从中央到各部门、各地区，相关政策措施纷至沓来并不断取得实效。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73元，比上年同期减少0.13元。

　　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普遍表示，现阶段，降成本政策措施成效初显，不过，“十三五”以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走向“全面高成本”，这会带来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当前，我国处于一种怎样的成本现状？下一步，又该怎样多角度挖掘降成本空间？

　　“实体经济高成本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病灶，降成本需要真改革。”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华表示，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的“牛鼻子”，降税除费是降成本主战场，要在完善营改增的同时，显著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引导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让利”。

　　高成本成为“不能承受之重”

　　众所周知，此前近40年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低成本优势。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高成本逐渐成为新挑战。专家学者普遍表示，高成本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突出问题，也给企业家带来不少困惑和羁绊。

　　成本到底有多高？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报告，2004年美国制造业成本比中国高13.5%，去年中国与美国仅相差4%，基本上每年缩小一个百分点；到2018年，美国制造业成本甚至有可能比中国还低。吴晓华举例说，浙江慈溪某企业家在美国开设了与国内同等规模、同样产品的化纤厂，11项成本中，仅人工成本和厂房建设成本两项中国有优势，其他9项优势全无。

　　“美国制造业为什么能够回归？问题的严重性便在这里。上述化纤厂虽是个案，但中国的成本逐年大幅攀升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实体企业遇到‘未强先高’‘未富先贵’，又在‘十三五’期间的全球经济分工中遭遇‘上挤下压’，我国制造业该何去何从？”吴晓华说。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看来，要使中国经济的“血液循环”越来越通畅，并使增长动力出现根本性变化，在降成本上做一些文章是有必要的。

　　“降成本问题，如果放在调结构、转方式这个层面来认识，就不是现行经济运行成本是高还是低的简单问题，而是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产业发展链条构建问题。从微观上讲，这也是企业运行方式的转变问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汪鸣表示。

　　今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明确，经过1~2年努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从地方层面看，许多地区从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用能、融资、物流、外贸、制度性交易等方面的成本出发，出台实施了一系列举措。

　　据了解，浙江省印发《关于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优化发展环境的若干意见》，要求从今年5月1日起，将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性服务业，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浙江省发展规划院副总经济师朱李鸣介绍，今年1~9月份，浙江省工业企业百元业务主营收入中成本约为84元，降成本效果初显。

　　吴晓华认为，最有可能降低的成本是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社会分配关系，即降低政府的税收、基金。此外，也要从银行贷款和融资成本问题、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收入分配等问题来看，把这些关系理顺了，成本才能降低，但难度非常大。

　　着眼实体经济供应链做文章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交通运输枢纽已成为物流供应链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合理降低交通运输与物流成本，可以降低整个产业链成本，有效实现提质增效，也是降成本政策里不容忽视的一环。

　　汪鸣表示，企业能不能降成本，在于采用什么样的经营模式、经营方式和运作方式，也在于能否提高效率。当前，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降成本：一是通过推进运输与物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运输成本下降；二是推动制造业和商贸流通业采用供应链管理，以构建全新运行模式，实现整个供应链成本的下降。结构性成本下降和全链条成本下降，是降成本的核心所在。

　　汪鸣认为，在制造业中，中国承受了本应由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承担的成本，这突出体现在供应链环节上。“我们实际上是把最低端部分的成本都承担了，所以显示出在产业运行层面上的成本比较高。”

　　交通运输和物流的降成本，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交通运输和物流本身从服务运行层面上怎样提高效率以降低成本，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服务。第二，在整个经济运行当中，企业以及中观层面上的产业要优化供应链，使整个产业链采用先进的运行模式，以降低全产业链成本，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

　　汪鸣进一步分析表示，这需要从制造业模式转变和流通业服务创新上多做文章，核心是供应链管理。目前出台的相关文件，虽然也有一部分涉及到了模式创新、结构调整等，但内容过于偏重运输和物流环节，而没有站在实体经济供应链管理层面上来思考问题。“如果能着眼供应链提高效率，降成本空间就会更大一些。”

　　政府和金融部门应持续“让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表示，“降成本的难点之一，在于全社会要形成主要依靠企业来发展经济的共识，要认识到企业是实体经济真正的主体。企业不发展，经济也不发展，而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降成本来增加盈利空间，扩大生存空间。”当前，中央和地方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帮助实体经济降成本的举措，关键要把这些政策举措通过具体的方案和政策落到实处，使其达到预期效果。

　　在吴晓华看来，降成本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政府。原则上，成本是由市场决定，但政府更要有所作为。一个主要问题是政府不能“与民争利”，在经济下行特殊阶段，要“放水养鱼”，让企业休养生息。“降成本不是保护落后产能和落后企业，更不是偷工减料，降低质量。”

　　中央引领，地方参与。很多地方根据自己特点和实际情况出台了很多举措。吴晓华表示，很多地方都“走在中央前面”，但政策含金量也因此大大降低了。因此，要推进形成“企业主体、政策发力、内外兼修”的格局。要综合施策、重点突破，当前是税费和融资成本要推动政府“让利”于企业，金融部门“让利”于实体部门，这是两个主攻方向。

　　对此，福建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叶飞文表示，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简化审批环节，压缩审批时限，对企业属于自主经营权事项不得作为前置条件，加强省市县政府服务平台互联互通，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加大清理“红顶中介”力度。

　　专家学者们建议，要降低企业杠杆率，降低融资成本；要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实现机器换工专项行动，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推广工业机器人等自动化生产设备，以降低劳动力成本；要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提高产业新供给能力，以企业为主体推进制度创新，引导高校科研院所为产业技术创新服务；要以改革提升供给结构效率，进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