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东莞这个依靠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而成长起来的制造大市，尽管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就开始腾笼换鸟、转型升级，但在惯性的驱使下成效甚微。面对经济大环境的改变，东莞没有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白白地贻误了时机。

　　2015年，台资企业万士达、联胜关闭东莞工厂，诺基亚东莞工厂关停，为三星代工的万人大厂东莞普光停产，令人唏嘘。随着外资撤离，坚守在东莞的大量制造业企业仍在盈亏平衡点上下挣扎， 游走在“保盈利”还是“ 保市场”甚至“ 保生存”的边缘。

　　但在2016年，东莞经济却仿佛一夜之间爆发出巨大的活力。在大量传统制造业倒闭的工业区内，一些新兴产业、科技产业的企业开始大量地涌现。《东莞经济》杂志社总编辑李智勇说，东莞经济一直都是输入型增长模式，今年，深圳、广州、香港这三个对东莞输入最强的增长极发生了变化，产业半径、资源聚集、配套齐全的东莞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正如东莞当年幸运成为香港加工制造的转移地一样，深圳自2008年以来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的密度最强的领军城市，而受制于腹地空间的狭小，大量的深圳科技类企业外溢到毗邻深圳的东莞和惠州。一位东莞金融界从业十多年的老友跟我说，正当他们决定停止所有东莞企业贷款、找不到放贷标的时，深圳企业来了。

　　另一个因素可能更为重要，那就是本土低端制造企业快速的新陈代谢，为迁徙而来的企业腾出了大量的土地、厂房、资本和具备较高素质的技术工人，使得新经济、新企业得以快速在本土重构。在此背景下，2016年，东莞的制造与信息开始了高水准的融合，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出现井喷式增长，由此整体呈现出制造业附加值快速提升、并购产业链迅速成熟。

　　为这种趋势作出最好诠释的标志性事件，便是在造纸厂倒闭的土地上，华为将工厂搬迁到东莞的松山湖。在产业迁徙的逻辑中，区位虽然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充分必要的考虑因素。产业迁徙最核心的考量是成本。如果不在村村冒烟、户户点火已经被各种低端加工制造盘踞满满当当的东莞土地上清扫出大量的土地空间，遍地乌鸦，凤凰焉有立足之处？

　　从地方政府传统思维看，企业倒闭是地方经济的重大经济损失，从2008年开始，大量的地方补贴给到那些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低端制造企业，但即便靠输血也难以维生。东莞是幸运的，相较佛山生命力顽强的内生型低端制造，东莞孱弱的低端加工贸易大批倒闭，反而为承接三大增长极的新经济输入打造了洼地。

　　企业倒闭后，大量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将在本地与新兴企业重新匹配，若东莞有意识地加速这种经济要素的重组，并提升协作效率，将在区位优势之外，形成对新兴产业、新创企业的巨大吸引力。正是由于加工制造外向型模式，让东莞产业调整的阵痛远胜内生型模式的佛山，这也意味着佛山输血区域内传统制造企业的程度更深，惯性更强，而且更为隐蔽，更加积重难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