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周末,一个话题引发了金融领域的广泛关注:“黑天鹅事件”频发、美元持续走强,会否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遭遇一波新的危机?中国如何在汇率波动和国内经济改革中作出平衡?
“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正在成为常态,对全世界的宏观政策制定者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19日在第一财经金融峰会暨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上表示,金融市场如今“黑天鹅事件”频发,“这仅仅是波动,还是危机的前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不过,即便再次发生金融危机,中国依然具备较强的抵御能力。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看来,中国发生债务危机是小概率事件,“但从全球范围看,金融结构正在发生巨大改变,金融业的中介功能从银行业移向影子银行,金融的集中度也大大加强,这都给监管者带来了挑战。”
美元“杀伤力”
眼下,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政策及汇率走势开始分化,美元再度进入强势周期。“这意味着全球已经进入了危机的潜在阶段。”朱民表示。
历史上,美元走强曾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经济危机,以及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美联储去年底重启加息后,美元又开始不断走强,截至11月20日,美元指数已经突破100整数关口。
朱民表示,美元走强会导致资本回流美国,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背负着美元外债,就会因此支付更多的利息,从而引起国内金融市场的波动,这正是上述两次危机中发生过的。而从2014年以来,新兴国家已经开始感受到资本持续性流出的压力。
“美元持续走强是今后12个月间金融市场最大的风险,其可能引起公司和国家资产负债表、跨境资金流动的深刻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头等大事。”朱民说。
强美元“杀伤力”之所以大,因其主要是通过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这两个重要渠道冲击市场。更重要的是,美元的强势可能远未终止。
市场各界此前存在这样一个共识——尽管美联储加息不可避免,但鉴于美国自身经济仍欠动能,以及全球的“降息潮”和美元升值变相产生的货币收紧效果,未来的加息步伐必定是缓慢的。然而,就在特朗普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后,美联储主席耶伦在11月17日发表的讲话使得上述预期显得保守。
耶伦当天出席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大选之后市场出现一些波动性,市场预期美国财政政策将出现净扩张,并预计财政扩张会带来通胀,美联储将关注国会所作决定。
这些话背后暗含的逻辑是,如果特朗普落实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政策,从而导致通胀开始抬头,且远超预期,那么加息速度也将超预期。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略显乐观。他表示,应该更为辩证地看待美元走强,“当前美国GDP在全球中的占比远低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似乎预示本轮美元走强的高度也将低于上两轮。”
也有观点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状况仍不支持其在明年大幅、快速加息。例如摩根士丹利仍维持明年加息一次的观点。至于“特朗普效应”,“我们还是要看特朗普会做什么,以及他有没有能力做。谁都不能预测未来。”橡树资本联席董事长及联合创始人霍华德·马克斯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除此之外,强美元对于美国自身的经济也有杀伤力,这对美元走强有抑制作用。
中国仍存“抗压垫”
如果全球金融市场遭遇一波新的危机,中国的抵抗力有多强?
今年年中开始,就有不少观点认为,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发生可能来自债务泡沫的破灭。事实上,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次贷危机,也是一场债务危机。不过,李扬在19日的第一财经金融峰会上表示,中国发生债务危机是小概率事件。
首先,中国储蓄率较高,到去年依然高达47%。“这意味着,中国债务融资来源主要是国内储蓄。”李扬说。统计显示,外币计价的外债只占总债务的不到3%。
其次,我国金融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这使得中国债务的融资主要来自相对稳定的银行存款,而非波动性很大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资金。这决定了中国金融业的风险点主要集中于流动性上,偿债能力位居其次。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第一财经金融峰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经济总体保持复苏态势,但面临着增长动力不足、总需求不振、金融市场波动性增大等多重风险和挑战。
他认为,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以及资产价格波动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并不意味着系统稳定,需要从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运用审慎政策工具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陈雨露认为,应对国际性金融危机需要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应该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他国的外溢效应,针对本国制定的政策可能在其他经济体引起跨资产、跨市场的金融动荡。同时要更加强调预期因素,在面临重大冲击时,各国政策当局必须高效采取行动,向外界传递明确、一致的信息,提振市场信心,有效阻断危机的“自我实现”机制。
人民币汇率仍取决于中国经济
中国虽然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不大,但受美元走强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下行压力自今年10月以来越发凸显。如何平衡汇率波动和经济改革考验着决策层的智慧。
当前市场上有一种强烈的观点——外因主导了此轮人民币汇率下行。当然也有专家认为,经济基本面将起到主导作用。
就外因而言,国庆期间出现了英镑的急速贬值,使得美元指数暴涨,为了保持对一篮子货币稳定,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贬值。“应该说是,央行对一篮子货币的稳定看得更重,所以造成了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渣打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对本报记者表示。
此后,特朗普当选下届美国总统,其利好美国经济的演讲更是刺激全球风险资产暴涨,美元由跌转涨,进一步施压人民币。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则是坚定的“内因论派”。他表示,2005年汇改后,人民币进入了一轮比较强的升值阶段,尤其是一开始三四年的升值幅度很大,“但大家回头去看看当初美联储做了什么?美国两三年中连续多次加息,导致美元走强,与此同时人民币也在走强,而且是最为强劲的阶段,这是美元升值引起的吗?恰恰是反向的,所以关键的问题还在人民币自身。”
连平表示,人民币的强弱由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主导,前者(即贸易)并不存在很大问题,仍存顺差,但后者所体现出的资本外流则是人民币的压力点,其背后是对于经济下行的预期及资产全球配置意愿提升。
“中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且独特的地方,就是我们资本输出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阶段,即企业在不断加大对外投资,个人开始全球配置资产,这的确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合理结果。”连平同时认为,这可能使得中国资本流出的压力比他国都来得大。
“如果中国经济增速能稳下来,并不断开放对内和对外的投资,加快推进各项改革,那么随着各界对中国信心的增强,上述趋势也可能缓解。否则,资本外流的现状可能会在中短期持续。”连平说。
(原标题:美元走强,世界何以应对“危机潜在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