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是否愿意承认，西方世界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反全球化行动，学术层面关于“逆全球化”思潮的讨论已颇有些时日，但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治基金会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 Stiftung)驻日内瓦办事处主任休伯特·席林格(Hubert René Schillinger)对这场“逆全球化”潮流成因的深层次分析颇有独到之处。

　　他在近期的一篇文章“反思的必要——去全球化时期的贸易政策”中探讨了全球化受到抵制以及贸易自由化停滞不前的根源，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现实，正使得认为全球化、移民和劳动力自由流动能带来福利提升的新古典理论失去吸引力和公信力。

　　“收回控制”、“政策空间”、“国家主权”及民选政治主体的“管理权”等概念在大多数选民中流行开来，成为当前欧洲社会的主题，许多人不再准备盲目接受由非民选官僚闭门制定的超国家新规则。

　　席林格指出，称这些反对全球化的言论是民粹主义、沙文主义、排外、保护主义或落后很容易，虽然部分言论的确如此，但对开放的日益反对其实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自由化政策不仅产生了“获利者”，也产生了许多“失利者”，特别是加剧了收入不公的情况，而不平等的加剧反过来损害了经济增长的水平和可持续性，大部分民意的抵制可视为是对这一基本政策的反应。

　　他建议应避免过分吹嘘贸易自由化的好处，而且要避免将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全放在这上面。应该务实并找出哪些问题是全球可接受的新贸易规则，并为所有人发掘潜在利益。比如跨境数字贸易就是一个需要共同规则的领域。

　　他呼吁贸易政策应该停止推进激进的受商业利益影响的议程，还要寻求包容性，承认贸易自由化必然产生赢家和输家，不应该像过去那样允许赢家获得所有好处，失败者也必须获得国家和国际上适当的补偿。

　　同样，贸易政策必须为结构性转型作出贡献，其中包括经济繁荣和社会福利不能以环境破坏、资源过度利用和二氧化碳排放作为代价。

　　《21世纪》：对于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否需要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你似乎持比较悲观的看法。

　　席林格：概括的说法总是能被找出问题。作为一个总的命题，我会说是的，世界不需要更多的贸易自由化。

　　在过去几十年里，平均关税已经下降到了现在这个程度，贸易自由化能带来的最大多数的好处我们已经获得，而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副作用也一直存在，有赢家就一定有输家。关税已经比较低了，如果还想通过进一步贸易自由化来获得一些效率增益，更多的再分配就很必要。

　　正如我们现在在美国看到的，贸易自由化已经不可持续，至少在政治上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已经没有其他领域仍可受益于更自由的贸易规则，比如环境商品就是其中一个领域。

　　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特定国家可以通过减少或取消某些特定进口关税或关税高峰，从而为国内市场带来更多的竞争中受益。

　　《21世纪》：随着美国新总统上台，TPP已夭折，您看好FTAAP(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或者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未来能有所作为吗？

　　席林格：我不是TPP的特定粉丝。一方面是太多的有企图的地缘政治因素掺杂其中。另一方面，太多的规则似乎只是反映赤裸裸的合作利益。

　　FTAAP包括所有人而不是像TPP那样只是包括一部分玩家比如美国，所以可能会带来一些净经济效益，当然这也取决于具体规则。但是，对于通过贸易引起的结构变化或者可能的贸易转向带来的副作用，必须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到，并制定适当的补偿或调整机制。

　　《21世纪》：你提出世界经济可能已进入一个市场驱动的“逆全球化”的阶段，这个“市场驱动”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是否属于不可逆的力量？

　　席林格：我们所知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技发展驱动的。比如集装箱化，更好更便宜的通讯——例如物联网，大大降低了运输和其他交易成本，促进了国际生产网络或全球和区域供应链的发展，使公司能够受益于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工资差异而生产率差异几乎不体现出来，不同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远远大于生产率差距。

　　有迹象表明，通过这种特定生产模式进一步节省成本的潜力正在下降。我们观察科技的逆向趋势，例如3D打印，还有消费者对本地化生产商品偏好的一些改变，这些因素共同起作用将导致全球化的减缓，甚至可能是曾经全球化的生产转向更本地化的生产。但是我不能猜测这个趋势究竟会有多么强烈，以及是否会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力量”。

　　如果历史是一个教训的话，那么一个这种教训就是：每个趋势在某个阶段机会总是会同时产生反趋势的。

　　《21世纪》：在一些政策观察家看来，这几年欧盟内部保护主义力量一直在加大，特别是德国最近也转向保护主义。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也并非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支持者。要避免政治进一步驱动“逆全球化”，在欧美当前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兴起的背景下，这是否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WTO和其他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和权威性是否会日益下降？

　　席林格：我不认为我会同意保护主义的力量在欧盟一直加大尤其是在德国，或者说也许还没发生，尽管仍然可能会发生。

　　你可以指责德国的是，德国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减少其高昂的和不断增加的贸易及经常性账户盈余，如今每年超过3000亿美元或超过其8%的国内生产总值。

　　与中国在过去几年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同，这些盈余不仅在经济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对全球需求造成拖累，因此助长了世界经济的疲软表现；他们在政治上也有问题，因为他们的确是在政治上反对一个更开放的贸易制度，这就是你所指的。

　　是否可以避免在反对进一步全球化方面的政治驱动，取决于政治家和专家如何处理我所说的“信任危机”，许多公民不再信任政治家所做所为和他们声称的好处。例如贸易政策不仅应该更加透明，而且要更现实和务实——不要过度兜售其所谓的利益。

　　在必要和适当的情况下，必须及时确定并适当赔偿在贸易自由化中潜在的失利者。

　　世贸组织目前正面临艰难时期，而且将会更艰难，如果未来的美国总统实施其在选举期间威胁要做的事，我们将会看到更多关于加强双边贸易协定和多边贸易规则的费用，这显然将导致世贸组织的作用和权威进一步削弱。但目前阶段，我们还不知道这一切是否将会发生。

　　《21世纪》：作为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在这种趋势下能做什么？

　　席林格：我认为中国可以做两件事情：

　　首先，应该继续做已经在做的事，即经济再平衡，从纯粹的出口导向模式转向更强地致力于国内需求。

　　其次，在国际层面上，中国可以成为一个更强大和更直接的角色来倡导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

　　同时，采取实用主义并对一些合作伙伴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制约因素多加理解，也有助于防止可能导致最终陷入没人受益的、针锋相对的贸易战的局势。

　　《21世纪》：你在“反思的必要——去全球化时期的贸易政策”里提到，“锁定准自动开放的不可逆条款必须被抵制”，那你怎么看待，欧盟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修改法律的事情？从中国的观点看，在反倾销调查中采用“替代国”的做法今年12月11日到期后就应该被自动废止，欧盟以“市场扭曲”的新标准变相延续“替代国”做法是没道理的。

　　席林格：我既不是贸易律师，也没有详细研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15条。所以我不能从一个真正知情的位置发表评论。我所知道的是，似乎对于在反倾销调查中采用“替代国”的做法今年12月11日到期和在实际中处理反倾销争议的做法有不同解释。

　　但我再次认为，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情况下，中国与一些主要经济伙伴如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这种潜在冲突，应该以实用主义和外交途径得到解决。

　　《21世纪》：在一个开始反思“全球化过头了”和质疑贸易自由化的好处被过分渲染的世界，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并避免贸易大战？

　　席林格：虽然我们一方面看到更多保护主义和更多民族主义的趋势，但我们也看到反趋势的增加多边贸易和改善全球治理的积极呼声。

　　2015年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如果我们认真考虑这些国际政策框架，它们将为投资、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合作提供巨大和未开发的潜力，包括我们应该利用的增加的贸易。

　　但这必须是基本结构向脱离环境破坏、资源利用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绿色经济转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