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外资企业的一个典型表现是：销售额很大，但利润以及贡献的税收很小，两者极度不匹配，甚至，一些全部成本都以向母公司“高息借贷”的外企，财务报表显示亏本或微利，但保持长久经营。现在，中国政府正采取积极的税收筹划，试图扭转这一现象。

　　2个月了，当初收到江苏省国税局发函的跨国公司的大佬们反应如何？

　　“从我们全球的数千家合作企业看，他们高度重视，但都集中在圈子里进行讨论。”汤森路透中国区副总裁陆旻说。8月10日前后，江苏省国税局向在苏投资的跨国企业的董事长和财务总监们，发出了一份信函，明确提出“考虑中国特殊国情、留下合理利润”。

　　从操作角度看，这实际上是“税收筹划”；而从国家层面来看，则是“提升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过去的调研中获悉，在华外资企业的一个典型表现是：销售额很大，但利润以及贡献的税收很小，两者极度不匹配，甚至，一些全部成本都以向母公司“高息借贷”的外企，财务报表显示亏本或微利，但保持长久经营。

　　现在，中国政府正采取积极的税收筹划，试图扭转这一现象。

　　但反过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扮演外资的角色，积极或保守的税收筹划亦有可能在中国企业身上出现，又如何来面对“避税与反避税”呢？

　　汤森路透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会计、税务、法律、金融资讯服务商，而接收信函的大部分跨国公司亦与汤森路透提供的服务对象重叠，如何向他们解释中国政府的行为？又怎样看待“在华留下合理利润”？汤森路透中国区副总裁陆旻近日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

　　“营改增”适应中国国际化

　　《21世纪》：导致外资在华企业销售与利润、税收不匹配的原因是什么？

　　陆旻：有观点认为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导致的，但我们认为更多是税收筹划。

　　不仅仅是在中国，事实有些跨国企业在总部以外的其他国家投资，也有采取了较为激进的税收筹划，他们总是希望能将更多的利润通过积极的方式进入总部。资本没有国界，天性就是逐利。

　　《21世纪》：中国税务机关于2016年8月向跨国企业发函，建议“考虑中国国情、留下合理利润”，怎样理解？

　　陆旻：过去中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将“吸引更多的外资”作为指导思想。但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新原有指导思想，需要更高级的市场要素来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其中，“营改增”就是中国税务和经济接轨全球的标志。

　　我们认为，中国提出这个要求是非常正确的。

　　《21世纪》：为何认为“营改增”是中国适应国际化的一种表现？

　　陆旻：我们认为营改增促使企业应用更为先进的税务管理手段与国际接轨，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企业税务管理的自动化，如在数据和流程上的技术改进，有统一的数据平台存放工作底稿及纳税申报表以应对税务稽查，以及有专业管理团队及时更新维护纳税申报表及其中的勾稽关系等，一系列改进积极适应了世界上广泛使用的税收筹划。

　　《21世纪》：跨国企业的“定价转让”，往往是避税与反避税争议较多的地方，这是为什么？

　　陆旻：这是常见的问题。比如，跨国公司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往往对专利转让的定价较高。这个时候，就需要税务机关和企业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有一个合理的区间。

　　当前，各国政府都在重新审视税收政策，力图使跨国公司变得更加透明。

　　对企业而言，如果你进行积极的税务筹划，账目上是省钱了，税交得很低，但是在这样一个国际透明化的国际税务环境演化当中，税务风险是必然存在的，只不过是一个爆发的时间点问题。

　　出现争议的核心是，所谓的“合理区间”必须是世界通用参照的，即“一致性”。这也是应对BEPS行动计划的一个共性，需要各国和企业都遵循，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国际公认的对比数据库，避免税务分歧。

　　中国国税局在2016年7月发布的42号文件已针对 BEPS行动计划的要求提出了对中国大型跨国企业的最新规定，并将在明年五月全面实行，这对提升跨国企业对中国经济贡献度有关键意义。

　　《21世纪》：现在很多企业越来越多注册到“避税天堂”，怎样看待？

　　陆旻：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是便于资本运作和税务筹划的考量，以及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行政管控。

　　据我们了解，现在很多国家全球征税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其实，我相信中国政府也开始慢慢地往这个方向去努力，越来越关注。所以随着BEPS行动计划的逐步落实，跨国公司未来在全球的利润分配将会越来越合理。

　　“走出去”要节约“隐形成本”

　　《21世纪》：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很多，为何需要尽快适应全球的税收筹划？

　　陆旻：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越来越多，一定要避免因为税务而引发的不必要的隐形成本。国际上有不少国家的税务规则、税率的复杂程度都相对中国要高。譬如我们的客户，联想集团在2005年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这是中国产业引领全球化业务的一个典型。事实上收购案最大的难题就是税收筹划，因为北美的税务系统有对应超过15000个税务辖区，税法、税则有将近9万个，税务变化超过5000个/年，非常复杂。这个时候，光靠人力是无法完成的。根据美国第三方机构的统计，若使用人工流程，每100万元美元的交易，平均大约产生6万美元处理交易税务的成本。所以联想与我们合作之后，在北京总部就可以处理全球的间接税计税，节约了大量的成本。

　　《21世纪》：中国企业“走出去”有遇到类似“发函”的事情吗？

　　陆旻：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中企业面临诸多挑战：税务内控、税务合规、全球一致性和降本增效等。

　　我们的一个中国客户，在拉丁美洲某国家投资，就曾收到过折合约10亿元人民币的初始罚金，有的企业在多的时候差不多一个月可以达到20例税案，并且牵扯到不同的当地税务机构的稽查，如说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申报，而比较多的是反避税，我们介入后发现很大程度上是信息的不对称导致的，实际情况没那么严重，或者说是走出去的企业对投资国家的税务法规了解不够。

　　《21世纪》：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国际化”经验不丰富，或者是人才储备不足？

　　陆旻：如果在事前和事中，做了比较完善的准备和应对，对于避免碰到税务稽查事后处理和被动的应对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从我们的实际案例看，主要还是中国的企业的税务管理大多数还处于初始阶段。

　　企业税务管理和筹划一般会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税务基本由CFO下面的财务团队兼职，也就是说企业内部是没有专业的税务人员或团队。

　　此外，从我们的调研看，国内基本上是90%的以上的企业都是用excel做企业税务申报的，也没有一个很完善的系统帮助他们做这些税务的工作，更谈不上会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企业税务的全自动化管理。一旦企业做大或走出去之后，税务筹划就需要创新了。

　　用excel表会有局限，比如效率低、错误率高，关键是人员流动之后的话没有办法追踪追溯，这就非常容易被税务稽查找出“违规”的地方，造成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