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已经很多年。不过，现在这个制造业大国有可能丢掉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据德勤《2016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要点》报告，美国有望在2020年之前取代中国成为第一名，而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中排第一位的是人才。中国制造业企业普遍反映，当前最缺乏的主要是高技能人才。

　　与此同时，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结构性失业风险将继续增加，化解产能过剩的经济行为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加重结构性失业。11月3日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以下简称《技能缺口研究》)中预测，“十三五”期间结构性失业人口将增长到1425万人，失业人群的显著特点是技能低。

　　日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终身职业培训制度。10月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出《关于推进职业培训包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在“十三五”期间，组织开发培训需求量大的100个左右基本职业培训包，指导开发100个左右地方(行业)特色职业培训包。到“十三五”末，力争全面建立国家基本职业培训包制度，普遍应用职业培训包开展各类职业培训。

　　高技能人才缺乏50%

　　由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和摩根大通联合开展的《技能缺口研究》显示，当前劳动力市场最缺制造业和服务业一线员工，技能越高的劳动力缺口越大，其中高级技师和高级工程师需求人数比供给人数高出50%。

　　该项研究调查了2526个中国企业家样本。“企业家来自20个省份，其中制造业企业大约占比7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系副主任封进介绍。

　　2014年10月，中国制造重镇佛山市宣布，对于该市符合条件的大型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给予一次性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奖励；采购本地工业机器人的传统制造企业，每台奖励1万元，最高不超过20万元。

　　根据《佛山市扶持企业推进“机器换人”实施方案(2015-2017年)》，到2017年，全市3000家企业完成“机器换人”，促进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0%以上完成新一轮技术改造。

　　受到政策利好的刺激，两年间包括美的集团、鹰牌集团等企业在内的“机器换人”迅速升级。截至2016年3月，全市超过120家规模以上企业应用机器人超4000台。

　　随之而来的，就是新出现的技工缺口。 “佛山地区在机器人操作和调试工人这类工种上，缺口至少达到了5000人。”华南机器人培训学院负责人汪臣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

　　这些缺口是否能通过新增的农民工完成？现实也不乐观。

　　中国农民工人口数量在2015年已接近2.8亿，超全国劳动龄人口的1/4，就业行业多集中于制造业和建筑业。但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只有33%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仅有5.9%的农民工拥有职业技术证书，经过培训部门安排上岗的农民工比例仅为0.3%。

　　随着制造业的升级调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自动化生产使用得越来越多，是否就能缓解高技能人才缺口？“当机器替代人力以后，还是有人要管理这些机器。”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袁志刚表示。

　　并且，制造业升级调整不会一蹴而就。此前，工信部部长苗圩在解读《中国制造2025》时指出，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而且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有根本性改变，要成为制造强国至少要再努力30年。

　　职业培训落后

　　《技能缺口研究》保守估计，“十二五”期间结构性失业人口规模大概为1397万人，预计 “十三五”期间，大学生失业人口规模约364万人，城镇地区失业农民工将达到640万人，45~60岁年龄人群将增长到560万人。

　　而这些高风险失业人群的共同特点就是职业技能偏低。受此影响最大的预计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目前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6亿人，30岁以下青年农民约占60%，平均受教育年限9.8年，超过70%的青年农民工流入东部沿海地区，大约50%从事制造业。

　　一方面承认从农村新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存在“过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导致其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的客观原因，《技能缺口研究》中也指出了另一个可能引发中国结构性失业的原因：始于21世纪初的大学扩招使得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大，但是高校专业设置、教育体系却没有跟上，使得教育和实际需求无法衔接。

　　咨询机构麦可思对部分高校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调查中显示，工学本科毕业生教学中最需要改进的地方为“实习和实践环节不够”，该比例达到了44%。而当中有87%的毕业生认为专业实习不够，21%的毕业生认为课程设计不够合理，16%的毕业生认为毕业设计不够科学。

　　作为专门提供职业技术教育的高职教育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技能缺口研究》显示，目前国家对高职教育投入的生均财政经费仅为本科院校的三分之一，同时，职业教育毕业生收入水平普遍不高。

　　“由于传统的科举制度影响，中国人觉得一定要上大学，看不起职业教育。我觉得未来应该把这个打通，一个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想考大学也可以考，而不是一开始就分流。”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建议。

　　2012年教育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要求高职高专类学校实践教学不少于50%，但现实中实训教学依然十分薄弱。“职业教育其实比在学校里只是读读图书馆的书难得多。很多技能都要通过机器操作培训，投入需求巨大。”李强表示。

　　“其实目前企业对劳动者技能发挥了挺大的作用。农民工往往是跟着老乡去企业，到一个地方，一边学一边干。并且企业一般都有入职培训。” 李强表示。不过一个难以忽视的实际是，由于将刚毕业的大学生培养到可以承担项目所需的时间长，很多企业都逐渐趋向于买现成的成果。尤其随着行业的跨界发展，企业通过“挖角”其他企业的高级人才，补齐企业的人才短板成为常态。

　　以“智造”闻名全球的德国采取的是企业和学校合作培训高技能人才的模式。“德国任何一个毕业生，必须通过行业的考试，合格才能被工厂录用，如果没合格，行业协会就负责给他免费提供培训，所以德国工人的技术水平最高。”李强表示。

　　人社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何宪认为，技能人才领域的法律法规缺失问题比较突出，制度建设顶层设计需要加强，技工院校仍面临招生、资金、待遇等发展困境，职业制度改革难度较大，如何处理简政放权与加强人才评价工作的关系仍然需要探索。

　　“最根本、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两点。一是要提高机能人才的待遇，二是改变人们的观念，使技能人才得到应有的尊重。”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