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43号文”时代地方隐形债务
2014年下半年的“43号文”曾试图对地方隐形债务“扎口袋”，通过“开明渠”，堵塞隐性债务的“暗道”。
这项改革卓有成效，去年地方置换和新增债券规模超过3万亿，而今年可能达到6万亿，这大大缓解了地方偿债压力，并且大幅降低了地方融资成本。
但是隐形债务并没有完全“扎口袋”，各自隐形融资渠道在“43号文”出台后曾短暂停滞，但是之后又恢复了，不过无论是规模，还是形式都出现了变化。
当前正在进行的这轮统计，比以往更为全面，而且将今年以来火热的PPP项目也纳入统计范畴。本专题通过广泛的采访，试图了解后“43号文”时代的地方隐形债务的膨胀情况。
导读
西南地区一租赁公司负责人也介绍称，他所在的租赁公司平台类业务明显萎缩，业务重点已转向贸易融资和国有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他介绍，去年该公司平台类业务占比为60%左右，今年预计只有20%左右，下降了40%。
近期，财政部部署摸底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情况，并称是为深入了解平台公司债务情况，为中央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
时间回到2008年，4万亿刺激后融资平台大量成立，相应银行贷款大增。为控制风险，监管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新增融资平台贷款规模。
这一背景下，2012年政信信托开始呈现爆发式增长，同时租赁公司平台类业务乘机进入，但此类融资成本相对较高，且倾向于要求出具财政承诺函、人大相关决议等，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
为此，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简称“43号文”)称，剥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功能。
43号文出台尚不足一年时，出于稳增长需要，地方政府仍通过融资平台融资。不过整体来看，地方融资平台的高成本融资呈现萎缩态势。
“现在我们做的政信项目比以前要少很多，因为政府融资一直在降成本，比如天津融资成本可能要到6%以下，与信托对接非常难。”一位中型信托公司高层人士称。
尽管融资平台替政府融资的职能逐渐恢复，但伴随利率下行、发债等因素，信托等机构更多选择县级平台作为交易对手。
高成本融资业务萎缩
早在2008年4万亿刺激之后，融资平台大量成立，相应银行贷款大增。
为控制风险，2010年6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19号文”)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等严格规范信贷管理，银监会亦多次提示风险，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控制平台贷款总量，不得新增融资平台贷款规模。
这一背景下，政信信托、租赁公司平台类业务乘机而入。政信项目一般的操作方式为，地方融资平台以土地抵押、对当地政府的应收账款收益权等向信托公司融资。
融资租赁平台类业务交易结构则主要为，城投公司通过售后回租的方式向租赁公司融资，即融资平台将其持有的道路、管网等首先出售给租赁公司，然后分期向租赁公司支付租金，到期后象征性支付一定费用将设备购回。
这两种模式，伴随着严控地方融资平台银行贷款规模而兴起。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政信信托新增规模分别为-0.11万亿、0.25万亿、0.46万亿、0.23万亿，因此2012年也成为政信业务的“爆发期”。
2014年10月43号文下发，对地方政府融资只留下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引入社会资本两种模式。按照《预算法》及43号文的规定，2014年以后融资平台应剥离融资功能，不再新增政府债务。
而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到的情况是，43号文下发约半年以后，融资平台的信托、租赁业务便得以恢复。
“43号文带来的影响就相当于业务暂停，窗口期关闭，大概关了大半年左右，然后又重新开始了。”一位华北地区信托经理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西南地区一县级融资平台负责人称，43号文印发后，各种渠道融资都很难。但2015年7、8月间各类金融机构都蜂拥而至希望放款。
在43号文下发一周年之际，21世纪经济报道专门针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调查。彼时便有江浙地区金融办人士表示：“有时候我们也觉得理解不了，去年43号文严厉限制平台融资，但现在一看情况又不一样了。”(详见本报报道《“43号文”周年考： 融资平台借力稳增长加杠杆》)
至于背后的原因，一方面从金融机构角度而言，实体经济不景气，地方融资平台仍是相对安全的业务来源；另外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部分地区稳增长压力下仍有扩大融资需求。
“也与地方建设有关，因为很多地方都是先建设，后财政拨款，不建设就没有资金，地方政府没办法只有融资去做。”一位华北地区信托经理称。
但整体而言，43号文之后，伴随地方置换债额度的增加，融资平台获得的债券额度也有所上升，其“借新还旧”的压力明显减轻，同时银行贷款逐步放开，融资成本大幅降低，融资平台高成本融资出现下滑。
同样是信托业协会数据，2015年及2016年上半年新增政信信托规模分别为0.16万亿、0.02万亿，已呈现明显下滑态势。
“现在做的政信项目比以前少很多，因为实际上政府融资一直在降成本，比如天津市这边有个规定，成本基本要到6%以下，跟信托对接非常难。”前述信托公司高层人士称。
“现在融资平台公开发债成本更低，基本上在5~6%之间，对于租赁、信托这种非标产品愿意接受稍微高0.5到1个点的差异，但是也不能高太多。”前述租赁公司项目总监直言，“收益以前能做到9%左右，现在一般在6%、7%之间，最近成都某个项目报价是5.5%。”
西南地区一租赁公司负责人也介绍称，他所在的租赁公司平台类业务明显萎缩，业务重点已转向贸易融资和国有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他介绍，去年该公司平台类业务占比为60%左右，今年预计只有20%左右，下降了40%。
平台下沉
整体而言，43号文后金融机构与融资平台恢复以往态势，但不少操作细节发生变化。
“政府发行专项债、置换债以后，融资平台资金变多，这个时候信托如果还想做，就得降低标准。”前述华北地区信托经理称。
该信托经理进一步表示，以前政信项目一般要求省市一级融资平台及百强县、一般性财政收入20亿以上，而现在标准不断下降，“部分县财政收入10个亿都达不到，依旧有信托公司做，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租赁面临的情况与信托类似。一位华东地区租赁公司项目总监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以前可能是省、市一级平台，而现在基本上都在做县级平台。
同时增信方式也面临着变化。前述租赁公司项目总监称，以前部分公司会要求土地抵押、财政出函，但现在越来越少。
“因为每年地方政府都有土地指标，很多前两年就把今年指标用完了，哪来的新增土地？另外出函级别也有变化，以前市一级可以出，过段时间市级不出了，县级还在出，现在很多县级也不出了。”他说。
这一点在信托项目中表现更为明显，据显示，近期为政信项目提供财政承诺函的多为县级平台，如习水县、独山县、修文县等。
需要说明的是，当前地方政府对于财政承诺函的态度也出现分化。
一位华北地区信托公司高层人士称：“兜底、承诺函目前当地政府是坚决不出了，一是上面管得紧，另外目前政府财经纪律意识也越来越强，肯定不会明着给你出什么东西。”
尽管去年以来，部分经济发达省份已不允许出财政担保函等不合规文件，但经济不发达而融资需求又强的地方还是在出。近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年初至今，投向贵州地区披露增信情况的49款信托项目中，32款项目均涉及地方财政承诺函，涉及融资规模超36.04亿(其中3款未披露规模).
当前财政部部署摸底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情况，也引发部分机构人士担心。
“因为近期财政统计债务，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大家存在观望情绪，且地方平台的融资计划今年基本上已经完成，融资意愿已经不大。”前述信托经理称，“现在就看明年怎么做，我觉得，明年涉及到借新还旧，这里面应该还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