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0多年前,张骞从汉都城长安出使西域,万里险途由此闪烁着丝绸光芒。如今,昔日的长安城换了模样,新丝路再度出发。
作为古丝路的起点,在国家规划中,陕西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节点、向西开放的前沿位置。
“痛并快乐着”,陕西省发改委副主任徐强近日代表省发改委,接受《上海证券报》“一带一路”调研报道组专访时感叹,“‘一带一路’提供了无限想象,只担心准备不足把这次机遇耽误了。而另一方面,变化已经在发生,过去不敢想的都在实现。”
当西部成为开放前沿,陕西切实感受到了机遇重大,同时也在新丝路“排位赛”中找准自我定位。
上证报记者了解到,陕西省围绕打造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产业合作、文化旅游和金融合作五个中心,正在编制“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库,修改完善《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西安高新区、西安浐灞生态区、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和国际港务区四大片区为主体,申报内陆自贸区。
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大物流集散中心、中吉空港经济产业园等42项年度任务也在推进中。
“一带一路”让西部萌生主战队意识
上证报:陕西作为向西开放的前沿,“一带一路”建设将给陕西发展带来什么机遇?
陕西省发改委负责人:我觉得,“一带一路”给陕西及西部带来的重大机遇是解放思想的变化、开放带来的格局变化。过去,这边没有第一梯队或主力军的角色,基本上是拾东部的牙慧,如出口加工、产业转移等。在“一带一路”战略下,西部正逐步萌生一种主人翁或者主战队的意识。
而且,这个机遇将持续贯穿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执行过程中。意识培育有个过程,到能担当起角色还有一个过程,但西部地区必须经历这个过程,才能与先进理念、制度、文化、价值观接轨。否则,解决东西差距,实现西部自我发展,都不现实。
上世纪90年代,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同样是国家战略,但各省份发展出现差异。就拿重庆、成都和西安来说,2006年以前,这三个城市的总量、增速、发展态势趋于同质化。如进出口数据,2006年重庆和西安几乎是一样的,但到2012年,成都约是西安的三倍。这种外在的显性变化体现在内在就是思想解放,因为开放带来实体经济成果的显现。
所以说,把某个东西卖到中亚国家去,不值得欣喜,该欣喜的是西部地区整体素质提高,短板补齐。浙江是企业推着政府走,这边是政府带着企业走,所以什么时候陕西省能达到一种平衡:“政府为企业的理想服务,为企业的发展服务”,那一天值得欣喜。
上证报:现在有变化了吗?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陕西省发改委负责人:已经有变化,就是过去想象中没见、想见的人,现在都开始见到了,因为有交流的平台了。过去不敢想的事,现在敢想了。
如人文方面,几十个国家的青年领袖峰会在西安召开,没有“一带一路”战略是不可能实现的。
交通方面,2012年陕西全省进出旅客30多万人,去年突破100万,今年上半年增速全国第一,其中国际旅客增长85%。这都是开放,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交流。
西安“长安号”最初跟铁路总公司谈(合作)的时候,还将信将疑:有那么多货物运吗?那个时候计划一个月先开两班三班,现在每周开2-3班货还都上不去。没有“一带一路”,陕西就没有“长安号”。
外贸上,今年上半年陕西运往欧洲的电商贸易额增长了38%。陕西省内的企业也正在走出去,如爱菊粮油集团去中亚投资,建食品产业园和粮食加工基地。企业这种变化说明,“走出去”的意识强烈,而且已经实实在在开始干了
现在担心和顾虑的是,怎么能把 “一带一路”战略真正实施和落实好,可以说痛并快乐着。痛苦的是,这事太大,大到它提供了无限的机遇、无限的想象。我们的能力、理念和准备未必充分,变量太多,机会太多,害怕把这次机会丧失了。然而痛苦和愉悦是相伴随着的,每一件事突破了,很有成就感。每一次进步带来的喜悦和动力,也推动“一带一路”新的探索。
“一带一路”项目库框架编制中
上证报:陕西省7月中旬已经发布了“一带一路”建设2015年行动计划,提出八方面任务。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确保上述目标完成?
陕西省发改委负责人:2015年行动计划发布了今年42项重点工作,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项目库。项目库框架正在筹备。与国家战略一脉相承,陕西正与国开行陕西分行合作,制定省级“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动态储备库和重点支持企业名单,筛选一批基础设施、产业、人文、能源合作等领域重点项目,同时引入两所大学研究可行性,选出真正有效的项目,争取纳入国家规划项目清单。
下一阶段,陕西将按照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总体部署,围绕新起点战略定位,打造五个中心。
一是打造交通物流中心。交通物流中心拟以空港新城为代表的航空和以国际港务区为代表的铁路作为两个突破口。其中,与铁路总公司合作把西安新筑站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大物流集散中心。向交通部申请将西安港纳入国际陆港清单,争取西安铁路中心站获批国家临时对外开放口岸。整合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复制上海自贸区海关监管创新制度,建设陕西(西安)自由贸易园区。目前,正在修改完善《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二是打造科技创新中心。重点推进中俄丝绸之路高科技产业园和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建设,在哈萨克斯坦与楚河州共建“现代农业技术科技示范园”。依托高校多、科研院所多的优势,在高校联盟、智库研究、农业技术等方面与中亚国家开展合作。
三是打造产业合作中心。共建能源化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有色冶金、食品纺织等一批特色国际产业园区。推进陕韩产业合作园、中俄、中亚和中新第三个政府间项目等合作园建设或落户,加快中意航空谷、中吉空港经济产业园项目前期工作。争取国家在西安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储备基地。
四是打造文化旅游中心。争取国家在陕建设中国文化中心,组建陕西省丝绸之路国际文化贸易中心,办好丝绸之路艺术、旅游博览会等。打造“丝绸之路起点旅游”品牌。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作,共同开展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工作。
五是打造金融合作中心。引导欧亚各国投资银行、上合组织证券交易中心落户,申请亚投行、丝路基金在陕设立分支机构。设立500亿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发展基金,支持基础设施、人文旅游、产业合作、科技创新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建设区域性保险市场交易中心、丝绸之路能源金融贸易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互联网金融产业基地。建立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合作。尽快筹划设立总行级西北投资银行资产池。
规避“一带一路”地方间同质化竞争
上证报:陕西省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
陕西省发改委负责人:“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应该客观看待自己的优势与不足,既要充满自信,又不能过分乐观,在推进工作过程中我们可能面临如下挑战:
一是与先进理念接轨的挑战。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陕西在承接东部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学到了一些东部的先进理念、技术和制度。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改变了西部地区的开放格局,使陕西在国家发展布局中的地位更加凸显,成为向西开放的前沿位置,陕西有责任成为内陆地区与沿线发达国家更加先进的理念、技术和制度率先碰触、融合、接轨的先导区和示范区。这对尚处于思想解放阶段的陕西来说,既是巨大机遇,又充满压力挑战。
二是与国际规则对接的挑战。陕西提出要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这就要求我们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实现全方位开放创造有利国际环境。目前,我们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与东部地区还有一定差距,而“一带一路”的大战略要求我们必须跟更高标准的国际通行规则来接轨。因此,我们一定要在短时期内缩小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差距。只有勇于面对这样的挑战,才能抓住这个重大契机,实现快速赶超。
三是欠缺高端人才储备的挑战。由于沿线国家国情差异较为明显,投资项目的执行效果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是否有国际视野、专业知识的高端人才作支撑,高端人才队伍建设的迫切性甚至超过资金和技术需求。陕西提出要打造“一带一路”的五大中心,但现阶段商贸物流、金融创新是软肋,缺少真正适应现代物流发展的专业人才来提升陕西现代物流体系建设水平,也欠缺高层次、战略性金融人才来弥补金融短板。因此,我们在高端人才资源储备方面面临颇为严峻的挑战。
四是选择正确义利观的挑战。“一带一路”战略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践行权责共担、义利并举的新做法。我们在商谈中吉产业园落地的过程中,就提出了“三重三轻”原则,即“重长远轻眼前,重友谊轻经济,重吉方轻中方”,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坚持正确义利观,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具体实践。所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从地方政府到社会各界都要推动践行正确义利观的中国道义,切实规避功利色彩,不能把长期战略变成短期的生意和商业行为,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上证报:我们走访了“一带一路”沿线多个省份,发现各个地方在建的项目、规划的思路,有重复的,提法也差不多。怎么规避西部地区同质化竞争?
陕西省发改委负责人:陕西与同处西部的甘肃、宁夏以及新疆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确实出现“战略定位相似、同质化竞争”问题,造成资源浪费。同时,许多地方尚未突破“要政策、要项目”的传统思维,青睐举办各类会议、论坛,没有解决产业和项目对接的根本问题。因此,陕西应充分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和特色优势,按照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部署,找准自己的定位,有针对性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当然,“一带一路”出现适度竞争也有好处。把省政府模拟成一个市场主体,“争”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优化自我定位的过程,知道自己缺在哪、强在哪,通过竞争来优化要素和资源禀赋。这恰恰是西部解放思想的过程,不用太早去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