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 独立经济学家马广云今日发布题为《平准基金这个昏招出不得！》的博文称，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所谓的逆市操作的平准基金运作效果很不理想，不仅起不到熨平资本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反而因其先天缺陷可能导致市场更大的扭曲。

    原文如下：

　　在股市暴跌的情况下，各种救市建议满天飞，今天又见很多人在传平准基金将成为政策的选项之一。建议设立平准基金的专家动辄以国际上很多发达国家都设立平准基金来论证我国设立平准基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考虑到这些专家的影响力和熊市中投资者的分辨力，为了避免公共政策被误读，诱发股民不现实的制度期待而再度被高位套牢，有必要对目前炒得火热的平准基金给予解读，以正视听，避免股民在这些无厘头消息的诱骗下惨遭血洗的命运。

　　所谓平准基金，一般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以法定方式设立，通过在股票市场的逆向操作来熨平股市的非理性的波动，用来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运行。但是，由于证券市场本身的特性和政府行为的更大的非理性，设立平准基金在国际资本市场并非惯例，更不是一个熨平股市的理想制度设计，全世界目前曾经和现有的平准基金从来都没有超过5个，已经足以说明了这一点平准基金本身的制度价值和普适性。

　　曾经设立平准基金的市场，据我说知，只有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据说目前越南也在研究设立平准基金的问题，但还没有设立）。从这些国家或地区设立平准基金的时间来看，都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维护金融安全而不得已采取的非常之策，而且实际效果大多很不理想。比如，日本曾经三度设立平准基金，最近的是在1995年，日经指数由19000点跌至14000点，日本再度成立平准基金，和前两次一样，操作效果很不理想。韩国股市在1990年下跌23%，政府为了稳定股市而成立了稳定基金，除了开始有点效果之外，后来随着股市规模的扩大，表现乏善可陈，韩国政府只好以不损害市场为原则于1993年出售股份。台湾设立平准基金则更特殊，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比如，1999年，为了配合李登辉的“两国论”，台湾当局提出设立5000亿的“国家安定基金”，实际上就是政治护盘的工具。2000年以后，台湾当局更把“国安基金”看成救市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效果实在寥寥。到02年底，账面亏损410亿，台湾“财政部”2002年曾表示要废除国安基金，因为它干预了股市的正常运行，但因历年累计亏损，出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香港当年的平准基金也许是一个所谓的成功的特例，极力推崇推出平准基金的无不把香港的外汇基金和盈富基金作为津津乐道的案例。但需要指出，香港1998年成立外汇基金是为了对付国际游资对联系汇率制的袭击，为了维护整个香港金融市场的安全，绝非为了单纯救股市，香港金管局通过各种手段，最后击溃了国际游资的进攻，但也付出了1181亿港元购买股票的惨重代价。最后成立了“盈富基金”，将收购的股票“释放”到民间。特别需要指出，“外汇基金”绝非目前学者们所说的平准基金，成立“外汇基金”是为了保护香港的“汇率”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后来成立“盈富基金”，完全是为了退出，绝非为了稳定证券市场而成立。“盈富基金”后来赚了800多亿，也是因为经济回升的缘故，不顾这些历史事实，曲解香港的所谓“平准基金”的成功案例，实在有误导政策之嫌疑。

　　也就是说，从国际上而言，一方面，只有极少数国家才有所谓的“平准基金”，另一方面，这些“平准基金”不仅没有起到熨平股市非理性波动的效果，反而大多表现平庸，并成为股市新的问题和紊乱之源，台湾、韩国和日本的案例都生动的说明了这一点，这样的结果，其实非常复合股市本身的规律。不知道，那些鼓吹成立“平准基金”的，为什么对这些案例的真实情况视而不见，却一味在那里凭想象来进行“制度创新”，认为平准基金是中国股市稳定的必要制度安排呢。

　　我们假定，如果在中国股市设立所谓的“平准基金”，则必然面临很多的制度上的“囚徒困境”：首先，平准基金的设立面临法律的障碍，《证券法》并未规定“平准基金”，而且，“平准基金”本身属于大资金操作，要么遵守《证券法》仅需信息披露，这无疑让“平准基金”根本没有秘密，为寻租留下了很大的制度空间；其次，就操作而言，“平准基金”什么时候入市，购买什么样的股票，亏损了怎么办，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一旦有了“平准基金”，投资者显然将依据“平准基金”的行为进行投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内幕交易等必然再度猖獗，通过“平准基金”寻租行为将引发股市更大的波动。再次，平准基金的最大特点是逆向操作，可是在我国没有卖空机制的情况下，根本就是无源之水。特别是，一旦平准基金购买了巨额的股票，退出将成为平准基金最大的难题，通过二级市场肯定会引发“大小非”般的恐惧，但如果不抛售，又无法回收资金。可能导致台湾“国安基金”一样进退两难的困局。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所谓的逆市操作的“平准基金”运作效果很不理想，不仅起不到熨平资本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反而因其先天缺陷可能导致市场更大的扭曲。从中国股市20多年的历史来看，非理性波动的最主要根源无非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制度的先天残缺和监管的不力，导致“三公”原则成为书本上的正义。在这些制度的先天性缺陷解决不前，不仅起不到“平准”的作用，反而成为股市非理性波动的新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