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为了回应国际上关于中国将发生债务危机的汹汹议论，我们成立了专门小组，对本世纪以来中国主要权益主体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了研究。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课题组于2012年编制完成了2000～2010年中国国家整体、主权部门（广义政府部门）以及若干分部门（包括居民、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以及中央银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外部门等）的资产负债表，并据以估算了国家总债务水平与全社会杠杆率，获得了若干有重大价值的发现。2013年，在将研究的时间序列延伸至2012年的基础上，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自那以后，课题组的工作进入常态化。目前，延伸至2014年底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以及扩展至若干省并涵盖省、市、县三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业已基本编制完成，不久将向社会公布。
2013年底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要“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这样，本项研究便契合了国家战略要求。理论研究与国家战略先期相合，然后又广泛被国际社会征引，于研究者而言，当属最大的报偿。
资产负债表之所以是研究权益人债务问题的最合适框架，是因为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权益人的所有经济活动及其财务结果。它使用成熟的经济分析方法和会计平衡原则，经由分录、转账、分类账、试算、调整等会计程序，将权益人在一段时期内的所有经济活动概括在一个平衡表中，从而揭示了该权益人经济活动的全貌；
其次，它以权益人的权利已经形成和义务（或责任）已经发生为标准（权责发生制），以权益人永续经营和会计分期为前提，运用诸如应收、应付、预提、待摊等项目，来立体、跨期地反映权益人的资产、负债、权益和收入的归属，完全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法治原则；
其三，它将资产和负债对应地编制在同一张平衡表上，清晰揭示出它们之间的相互生成关系，为探寻权益人经济活动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可靠的数据线索。
简言之，将资产负债表的独特分析功能引入国家治理，编制出国家资产负债表，可让我们一目了然地摸清国家的“家底”、理清国家经济活动的资金来源和资金使用，评估经济运行中蕴含的金融风险、揭示发展方式转型面临的问题，以及启示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而为提高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
基于资产负债表，即在资产、负债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框架下来研究国家的债务问题，可以为我们提供分析国家等各类权益人的负债行为、潜在风险以及债务处理方式等，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在这个框架下来分析被外人热炒的中国政府债务问题，便可得出更符合实际的结论。
我们的分析显示，2000～2011年，中国主权资产和主权债务同时增长，但前者的增幅要高于后者。这意味着，我国政府的净值规模是不断增加的。根据本书的估算，2011年，中国的主权净财富高达80多万亿元人民币。更新的数据表明，截至2014年底的中国主权净财富已增长到10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净额财富为正值且不断增长，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债务问题远未达到形成危机的程度，同时也说明，即便发生某些局部的问题，例如出现某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兑付困难，我们也可通过债务冲销、重组、债务替换、资产转卖、债转股、拉长负债久期、降低期限错配风险等措施，在不对经济健康造成较大损失和对经济增速造成较大不利冲击的条件下，平稳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单一制的政体，保证了我们在法律上拥有如此行为的能力。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近来论及中国的风险问题时，多次提到我们政策武器库中尚存有大量工具可用，其基本的根据，就在于我们拥有一张健康的资产负债表。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分析，资产负债表让我们更深入地看到了蕴藏的风险点。例如，新的估算表明，目前中国的债务占GDP比重大约在230%。这个数字虽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但在新兴经济体中已属前列，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债务水平上升很快，这一势头值得警惕。
从结构看，企业部门杠杆率（企业债务占GDP比重）在120%以上，超过OECD国家90%的阈值。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极高，构成中国债务结构的突出特点。这种状况，与中国企业融资主要依赖银行信贷有关，所以，以发展直接融资为主要方向来完善我国的金融结构，应当成为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点之一。
展望未来，我国的资产负债表仍会继续发生变化，总体趋势是，在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资产增速放缓，负债增速上升，引致主权净资产缓慢下降。这里释放出的明确信息是，经历了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我们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将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置于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