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亚洲经济必然成为“增长极”与客观存在的“不连通”的矛盾，以金融主导、引导亚洲经济发展动力、优势和短板的三维平衡，应是亚投行经营功能作用定位的主体内容，偏离这一主体内容而谈治理结构，没有实际意义。对基础设施及互联互通建设的投入，须落脚到利益分享式经济特质的培育与完成上。

　　⊙杜 静

　　亚投行(A IIB)的发起和设立，为国际金融结构和秩序的完善与补充，增添了一股新鲜力量。经济实力基础与金融结构主导的反差与背离，是催生亚投行最现实的动力，亦是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力量对现有金融秩序最直接的撞击。亚投行的创设，也可视作中国经验的全球分享及规则诉求的全球认同。必须承认，完成这样的过程，很不容易。几乎前行的每一步都充满艰辛和挑战。

　　这些年，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行动”，常会被个别国家用另类标准贴上特别标签。无论建立各类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还是创立金融多边合作机构，排斥和阻挠总是如影随形。其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往往以“治理结构”为焦点，原有秩序主导者的反应，变得更强烈与毫无掩饰。在此次发起和筹备亚投行的过程中，围绕股权结构公平性、运行机制透明性、贷款配置公正性和决策流程高效性等问题，掀起的补充还是替代、完善还是颠覆的争论，遭遇的所谓治理结构最高标准的质疑与纠缠，就是前述特征的集中体现与爆发。

　　笔者认为，亚投行选择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模式，是其“胎动”时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更重要的是，这种治理结构模式必须受“胎动”后主要功能作用定位的影响和约束。所以，亚投行经营功能作用定位比治理结构的博弈更重要，这是问题的核心和关键。现在看来，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可能会达到42个以上，这种“得道多助”的趋势性结果，说明全球现时的主体金融结构和力量，在不同的地域和环节上，已不太能客观反映新经济结构的变化现状，也不太能体现新经济力量的权利意志。现有的金融秩序和治理制度需要加快改善。对于任何类别多边金融组织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其经营内容是否代表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和主流趋势，才是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以此为基础，才可能真正生长出最佳的治理结构机制。

　　亚洲在经济上的崛起，将形成全球经济版图中，最宽长的经济带，最广泛的区域市场，并产生众多的市场机会。从人口分布、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产业级次和国际分工等因素考量，相比较于美洲和欧洲，亚洲经济有更强的活力、更好的弹性和更大的潜力及更广的延伸空间。亚洲是煤、气、油等全球不可再生资源的主要储藏区，容纳了全球60%以上的人口，占有全球40%以上的GDP，作为“世界工厂”正迎来转型升级的巨大机会。亚洲成为全球经济未来增长的重要一极，不容置疑。

　　但是，由于亚洲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对薄弱尤其相连相通的缺失，导致区域经济合作的水平不高，社会整体劳动生产的效率较低。面对亚洲经济这种必然成为“增长极”与客观存在“不连通”的矛盾，以金融主导、引导亚洲经济发展动力、优势和短板的三维平衡，应是亚投行经营功能作用定位的主体内容，偏离这一主体内容而谈治理结构，没有实际意义。从本质上说，金融治理结构是为经营内容服务的。任何类别的治理结构，一定是依据变化的内容所形成的客观产物，并不存在固有的治理结构模式。以内容变化的客观性才能真正体现治理结构的专业性、代表性和时代性。

　　亚投行功能作用定位的“三维平衡”，须以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的利益共享为根本。作为新型国际金融多边合作组织，亚投行实际上又是一种新型经济力量崛起的成果分享机制。亚投行的起步、推进和发展过程，本质上是全球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利益再聚集和再分配的过程。G7国家在加入亚投行选择上的分化，说到底是利益选择的分化。分享亚洲或者说新型经济的发展成果，是亚投行影响力和集合力的根本原因。当下，无论是世行还是亚行，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特别提款权制度的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甚至步入“死胡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背离了这一逻辑。

　　因此，亚投行对于亚洲基础设施及互联互通建设的投入，须落脚到利益分享式经济特质的培育与完成上。为此，当坚持“绿色经济”发展方向，不走以牺牲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发展经济老路，这样的发展模式对于未来经济具有引领、标志和示范效用，能在物流、人流和资金流更为通畅的前提下，让山更清水更秀。当坚守“开放经济”发展原则，不仅在基础设施及互联互通建设中，让全球分享就业、工程参与和产业升级的直接利益，而且使升级版的亚洲经济具有众多通道，对接全球经济，形成更大的国际交流能量；当坚定“效率经济”发展目标，在加快亚洲经济一体化以及形成产业分工新优势过程中，体现更多高效性，尤其利用“互联网+”的新业态，打造全球经济的效率新高地；当坚实“创新经济”发展内容，以创新来吸吮发展动力，以增多产业“龙头”来壮大发展力量，以优化结构来平衡发展矛盾，真正实现相对均衡发展中的包容性增长。

　　亚投行的初始资本金为1000亿美元，面对近万亿美元的巨大供需矛盾，也就赋予了其另一项特殊使命：主动引导和带动民间资本良性发展，有效融合和协调原有金融力量共同发展。这是其经营功能作用定位不能或缺的内容，也是实现治理结构动态优化的重要路径。

　　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发起方，随着成员国的增加与开放程度的深入，单向主导其事务的状态会越来越少。近期关于亚投行“一票否决权”的炒作就是佐证。这表明，亚投行治理结构的过程本身是灵活并开放的。总之，只要亚投行功能作用定位不偏离“利益分享、发展互赢”的基本方向，其对全球金融秩序和治理结构的改变与贡献，就一定会的展现出来。因而，大可不必介意别人的说三道四与指手画脚。

　　（作者系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起草专家之一，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监事长）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