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投资总裁张洋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这个基金项目的核心点就是政府引导，公司类似项目已在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街道、上海市金山区政府、北京市政府、海南省政府等地共运作130亿元引导母基金。

　　纵观全国，安徽、山东、深圳等地区县级政府也纷纷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成为400亿元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地方实践。

　　2014年底，国务院正式公布《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全面清理各地方针对企业的税收、财政补贴等相关优惠政策了。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目前以财政部的口径已有7个国家级的政府引导基金正在投资，目前做得比较成功的是财政部和发改委的七大新兴产业的100亿政府引导基金，如今已扩大到400亿引导基金。

　　过去的补助方式被认为造成巨大的财政浪费，在这样的阶段，不少地方政府通过引导基金等间接投资方式来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或可成为产业转型时期重要手段。

　　浙江首个政府引导母基金

　　2013年7月，与宁波市宁海县政府签订政府引导母基金的合作协议，2014年3月，在宁波正式设立常驻机构—宁波盛世投资，短短一年时间，宁波盛世实到的管理基金规模有5.1亿元人民币，现在投资已经接近60％。

　　“很多地方政府的需求和民间资本的需求都很旺盛，我们希望借助政府出资、民间资本参与，还有市场化团队管理的形式，引导基金向规模化、市场化运作机制转型。”盛世投资的副总裁谢作强表示，目前正是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的成长期。

　　之所以选择宁波，盛世投资方面表示，宁波的政府相对来说比较开明，企业家精神比较突出，虽然与上海、杭州相比，金融氛围发展还不足，但是发展潜力大。而且宁波这样的经济体，政府的需求和民间资本的需求其实很旺盛。

　　公司也借着母基金这个平台，拉动了将近10亿的资本到宁波。

　　期间，宁波盛世投资协助上海镭励投资获得了宁波市引导基金人民币4000万元的投资，设立规模为1.5亿人民币的宁波镭励创业投资基金；协助北京摩点游戏基金在宁波设立规模为1亿人民币的游戏产业投资基金；协助北京丰厚资本在宁波设立规模为3亿人民币的天使投资基金；正在积极引入包括青岛安芙兰基金、北京梅花天使基金等知名机构落户宁波。

　　作为国内唯一成功运作多个政府引导母基金的专业管理团队，盛世投资已经与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街道、上海市金山区政府、浙江省宁海县政府、北京市政府、海南省政府进行合作，总计运作了130亿元引导母基金，还受托管理了国内第一个产业母基金集成电路母基金90亿元。

　　盛世投资总裁张洋介绍，基本是和当地政府沟通了1-2年的时间之后才展开后续合作，目前的投资领域集中在电子商务、移动通信、生物医疗、新能源等新兴产业。

　　截至2014年，他们已经参与50多家创业投资子基金，参与600多家未上市企业的股权积蓄，并实现76个项目退出，11家企业上市、2家企业过会、58家企业回购或转让、10家企业三板上市、31家企业报会。

　　政府引导基金走向规模化、市场化

　　在盛世投资参与的政府引导基金中，上海闵行区古美引导基金规模有2亿，政府出资5000万，迄今已投资12个子基金，一个项目、间接投资218个项目，这些基金的总规模达到近90亿。

　　而另一个与海南政府合作的创投引导基金，首期2亿元投入，4个子基金分别申请了发改委“新兴产业创制计划”，分别获得中央资金配套，带动社会资本，总规模达到10亿元人民币。

　　这些项目的具体收益是一个变动的指标，成本回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以盛世投资为例，其第三期基金，12个基金，投资了240个项目，其中28个项目的投资成本是2800多万，收益是1.5亿，还有200多个项目收益不定。

　　“但是母基金的特点就是分散风险，我们的投资回报大概是20％，投资占比基本是政府花一块钱，干三块钱的事。”谢作强指出。

　　据张洋解释，目前全国范围内的股权投资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政府主导的，基本上是政府管控下的一些国企，比如社保类单位、国开行、国科投、元禾资本等。

　　第二类是外资企业，几乎国际上前十大的投资基金公司在中国都有设公司，但是他们手里只有美元，没有人民币，而且他们不太重视政府投资基金这一块。

　　还有一类就是市场化的机构，往往以营销和理财为出发点，但是并没有比较专业的投资团队和主体业务。

　　但是第一类政府主要的股权投资机构由于国资背景主导，投资极为明显的政策性和导向性，限制条件偏多，效率低下。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创业投资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力军认为，传统的政府引导基金的出资者既是代理人又是委托人，但是一般的政府公务人员很可能缺乏商业判断能力，又因为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他们无法有效地甄别和选择优秀投资机构，也无法对投资机构的运作实施良好监督。

　　张洋指出：“一般的政府引导基金，地方政府会要求投资范围限于本地，出现择地不择优的现象，尤其是三、四级城市，或县级地所设立的政府引导基金，可能因为在当地找不到足够多的好项目，导致一些优秀的创投企业不敢与政府引导基金合作。”

　　此外，因为民间资本的逐利性和政府投资的政策性导向不同，所以双方的利益诉求经常存在分歧，导致“利益共享，但风险不共担”的局面出现，也会严重影响基金的运作效率。

　　相比于传统的国资背景的政府引导基金，目前的政府引导母基金则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事先的选择很重要，我们会和政府进行充分的沟通，然后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谢作强解释，他们有自己的组合方法，将政府的诉求和民间投资人的诉求达成统一。

　　谢作强指出：“北京市产业集成电路基金，本身就是一个高精尖的产业，但是海南呢，基础行业比较薄弱，在此情况下，调动资源很容易，我们就会和上海、北京的一些投资机构说，去海南投资项目更有优势，可以突破地域局限。”

　　同时，他们整合了500-600家投资机构资源网络，将资本分散到各个子基金中，风险相对分散，突出完全的市场化管理，“我们既可以往上配，也可以往下配，可以拿北京的产业基金，向下配地区基金，也可以向上配国家级的产业基金。”

　　这种政府和民间投资方之间的牵线搭桥作用，正是政府引导基金向规模化、市场化运作机制转型的一种尝试。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副院长谈毅认为，从资金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说，委托市场化的专业机构进行间接管理的母基金模式会是政府引导基金的未来发展趋势，政府负责监管，同时需要完善基金的绩效考核及退出机制。

　　“未来的政府引导基金方向，肯定是更加市场化，比如学习以色列的YOZMA模式，在国际上招募专业的管理团队，通过参股优秀商业化创投基金”。王立军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