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依靠外来资本集聚来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中国必须通过“走出去”拓展全球资源布局，重构中国全球价值链。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2014年1~11月，中国境内投资者累计实现对外投资898亿美元，同比增长11.9%；同期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62.4亿美元，但同比增幅只有0.7%。如果该趋势得以延续，中国对外投资额超过吸引外资额，成为净资本输出国只是时间问题。

　　事实上，谋求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是中国对外战略转型的必然选择。

　　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对外经济的不平衡集中表现在国际收支账户持续“双顺差”，但这种模式不可能长期持续，也蕴藏着极大的国际市场风险。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资产规模、国内储蓄、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发展与变化，中国已经具备了大规模海外投资的基础条件。原因有三：

　　一是“双缺口”已变成“双剩余”。在2000年以前，中国的国际投资政策是以鼓励吸引外资、限制对外投资为主要特征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比较典型的储蓄短缺和外汇短缺同时并存的“双缺口”格局，吸引外资可以同时弥补这两个缺口。但“双缺口”格局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得到改变，到目前已完全变成储蓄过剩和外汇过剩的“双过剩”的局面。在“双缺口”基础上形成的鼓励吸引外资和限制对外投资的逻辑均已经不存在了。大量的国民储蓄和外汇储备资产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条件，也为海外投资和“走出去”提供了本金支持。

　　二是进入对外投资的历史阶段。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一国经济发展到达一定阶段时 （人均GNP为2000~4750美元），进行投资阶段的转变就成为必然选择——推动这一转换的关键是提高对外投资的收益率，促进本国资本竞争优势的形成。当前，中国正处于邓宁所指的资本大规模输出的历史发展阶段。

　　三是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竞争力日益增强。我们在全球生产链中占有的环节不断扩展。中国市场日益庞大，并正在成为我国规模经济型产业的优势来源。我们不仅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直接投资东道国，也正在成为世界主要的投资母国之一。

　　中国经济发展正在步入全面重构的新阶段，由加入WTO之前的积极参与全球化分工，到如今的全面融入全球化体系，需要全球范围内配置各种要素资源。

　　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输出和“走出去”绝不应该仅仅是并购发展所需的能源、原材料，也不仅仅是基于消化内部的过剩产能，而应如当年日本由“贸易立国”转向“投资立国”一样，通过资本输出带动全球贸易布局、投资布局、生产布局的重新调整，进而带动产品、设备和劳务输出，全面对接全球价值链。

　　未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高铁等行业“走出去”的步伐将越来越快，为此需要进一步通过异地投资、兼并重组、国际产业技术联盟、参与全球创新网络的等手段，实现由产品输出到产品、技术、资本、服务输出的转变，实现中国产业链的整体升级。

　　与此同时，根据劳动力成本和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相对比较优势，未来5年，我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有望依次转移到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升，完成中国全球价值链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