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发展，贸易盈余和外储累积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加速的迹象，当时包括日本在内的不少国家都曾积极地探讨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课题，不少现实主义的日本学者给出的答案是，即便中国面临的环境和上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有很大不同，然而循序渐进的实用态度会是最优选择，但其重心更多在于“循序”上。日本当年的经济自由化过程基本按照：贸易自由化，资本交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顺序逐步实现。

　　其中资本交易自由化总的而言是对内投资的自由化先行于对外投资，较早的对非国内居民开放了日元存款账户，这成为海外短期资本流入日本的主要渠道。其后，外国对日本的证券投资和贸易关联交易也逐步成为短期资金流入的重要通道。但在应对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危机等外部冲击时，日本当局频繁地通过外汇和资本交易的管制措施来平抑市场的不稳定。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东南亚国家更多在于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当局应对措施的欠缺。

　　总体而言，中国目前面临的内部环境和当年的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着很多不同，比如中国的利率市场化以及资本项目开放的步骤和日本当年就有很大差异。而且中国作为实验早早的在香港开始了非内地居民的人民币存款账户的实验，内地居民实际上也在渐进地享有一定额度的外汇汇兑权，海外资金通过QFII或者沪港通等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渠道也越来越多，但是中国当局对资本和外汇的管制手段以及能力都没有明显的削弱。

　　然而目前中国经济的体量之大，面对的资本规模对应的挑战自然是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当年不可想象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改革越是拖延今后面临的挑战也越多。按照早年IMF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反省，资本项目开放的模式不是单一的、也没有完美的方案。以中国多年来的改革趋向和现实主义而言，资本项目的开放必将是在当局可控条件下逐步落实的一个过程，但不确定的是否有足够手段去应对突发性的外部冲击。在这一点上，当局应该放弃那种认为可以掌控所有短期资金目的的想法，在努力实现效率化监控的同时储备有效的政策手段去平抑市场的波动，降低政策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