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的目标要看主要责任

　　关于货币政策的目标，黄益平首先指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这里有些指标是相互一致的，但有些指标可能互相存在矛盾。一个政策工具不可能同时实现四个政策目标，那么哪一个目标是我们最主要考虑的？货币政策转型以后，它最主要的责任是什么？

　　其次，关于金融稳定的目标，黄益平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尽管要协调，但具体的功能分开相对好一些。根据麦肯锡的报告，我国2014年二季度的杠杆率（债务/GDP）在240%左右，从2007年以来增加了80几个百分点，因而很多金融和决策部门人员认为货币政策不能宽松。但黄益平认为，如果因为杠杆率太高而不能放松货币政策，则失去了货币政策反周期和调整经济周期的本意。如果货币政策的宽松过度，出现一些问题，如资产市场或银行债务等方面，此时需要宏观和微观的相关政策共同监管，而不应把所有责任都推给货币政策。

　　最后，关于调结构的目标，黄益平认为，就货币和财政政策而言，财政政策调结构更容易、效果更直接。利用货币政策支持特定部门比较难，因为：第一，钱具有流动性。第二，除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只会在有利可图或者政府担保和补贴的情况下放贷。而在经济下行、金融风险上升时，中小企业和三农企业的风险比较高，可以采取一些财政政策支持它们，货币工具相对来说比较难。

　　从货币工具来说，除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没有综合信贷计划和其他政策工具外，我国现有的货币政策工具和市场经济国家差不多，但在操作上不太一样。可以把我国过去30几年货币政策改革历程简单分为三个阶段。在1997年金融危机以前，主要还是原来的综合信贷计划、指令性管理、实存实贷的工具。过去称之为直接工具或直接管理的工具。但从1997年开始，间接工具用得越来越多。最突出的就是反通缩时所用的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降准、降息等间接工具。到2001年年底加入WTO以后，价格工具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处于转型的过程中，并不是从今天才刚刚开始。

　　价格调控规则越来越有效

　　在货币政策的调控规则上，黄益平认为，我国央行更像是采用混合型的货币政策决策规则，兼具价格和数量规则两方面特点。同时，有不少证据证明，以前是数量规则更有效，但现在价格规则变得越来越有效。此外，我国M2在实际经济中的相关性，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影子银行的增多和经济结构的改变，我国CPI和M2之间的关系不像过去那么紧密。我国的经济结构过去以制造业为主，而现在服务业越来越重要。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对货币供应量和融资的依赖程度不一样，这使得我们过去认为我们已经深刻理解的数量规则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也采用过数量规则，但也并不是那么奏效。

　　稳增长是任何国家货币政策的责任

　　关于我国当前货币政策的立场，黄益平总结了五种表述——宽松、偏松、稳健、偏紧、收紧。所谓的稳健就是中性的货币政策。它处在偏紧和偏松之间，实际的货币政策状况并没变化。黄益平说，最近一两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一直是偏紧的，这从下面数据可以看出。首先，我国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实际）和七天同业拆借市场的实际利率一直在上升，表明我国实际的贷款条件一直在恶化。尽管看上去在降息，但是降息的步伐远远跟不上CPI下降的程度，导致实际的融资成本上升。其次，兴业银行（行情601166，咨询）提供的中国货币状况指数也在增加，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是收紧的。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常态的经济发展状况中，货币政策不再全面放水，不再强刺激和举国保增长。但货币政策依然可以发挥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我国当前价格下行的趋势很明显，货币政策应该采取一些适度的放松措施。稳增长是任何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责任之一。另外，关于金融风险问题，我国官方坏账率数据可能没有真实反映实际的坏账情况，因而还需对金融风险问题做一个仔细的考虑。

　　融资困难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经济下行、风险上升的情况下，我国融资困难是可以理解的，但还有两个特殊的因素需要考虑。第一，利率市场双轨制。正规市场把利率压低，实际导致非正规市场利率抬高，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难。第二，影子银行。事实上，影子银行的发展是一种变相、自发的利率市场化。像地方融资平台这样的软预算约束机构的进入，挤出了中小企业并抬高了其他企业融资的成本。他认为当前还存在很多需要改革的问题，如存款保险制度、地方平台、国企的软预算约束等等。如果不解决这些风险而把利率放开，只能是自讨苦吃。

　　综上，黄益平认为：第一，我国货币政策承担不了这么多责任，应该考虑给它减负；第二，从国内外来看，数量型的货币政策规则不是那么有效，也许我国现在已有条件慢慢转向价格型规则；第三，在我国现行的经济金融状况下，货币政策更积极一些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