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二五”规划曾明确，“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今年，也就是2015年，正好也是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最后一年，我们打算通过各方面改革的努力来实现这样一点。”央行行长周小川3月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上如是说。

　　三大着力点

　　周小川所谓的努力具体包括三件事情。第一，要使境内境外个人投资更加便利化。

　　尽管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周小川表示，有关法规条例以及自由程度方面，仍有缺陷。主要表现在，中国境内居民到海外投资证券或者其他金融产品时，目前仍为事前审批制度，对此已经准备进行改革。此外，外国居民投资中国金融市场，目前主要渠道是QFII，其方便程度和灵活程度也都不够。在这方面，今年准备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和试点，力求境内外居民在金融市场的投资更加便利，使得人民币“基本上达到资本项目可兑换，或者是作为一种自由使用货币的标准”。

　　第二，资本市场会更加开放。周小川表示，过去资本市场开放也都在议程之中，但人们对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中的一些不确定因素表示担忧，不过去年“沪港通”的顺利实现，给今年“深港通”的推出以信心。

　　周小川表示，资本市场除了应该使国际上的投资者能够自由投资国内的股票债券，国内的投资者也可以投资国外的股票债券外，便利程度和投资者权益保护也应该得到更高提升。此外，不管是股票的发行者还是债券的发行者，也都应有更大程度的自由。“将来境外的发行者可以选择在境内发行，境内的发行者也可以考虑在境外发行。它们选择的币种可以是可兑换货币，也可以是人民币。”周小川说。

　　第三，修改《外汇管理条例》。周小川表示，目前已有一支起草的队伍，准备《外汇管理条例》新一轮的修订。在这次修改过程中，将考虑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变成可自由使用货币所提出的要求，以此为框架，审视、修改《外汇管理条例》。

　　此外，周小川还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将再次对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进行评估，人民币国际化目前正在有序进展中，能否在这次评估中被考虑并加入，中国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准备，并会进一步推进。“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明确说加入SDR的货币应该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货币，但是大体来讲，逻辑关系也是接近的。”周小川称。

　　金融体系改革配套

　　同样是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3月21日表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七大类40个子项的分类，目前除4项以外，人民币已全部实现了完全或部分的可兑换。

　　陆磊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不是突然之间某国家货币当局宣布开放或不开放这么简单，它需要一个非常强健的、审慎的、微观的金融体系，包括市场体系和机构体系。

　　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长雅各布·弗兰克尔3月21日在上述论坛上表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需要允许商品的移动、资本的移动，以便让资源得到最好的配置。但前提是，一国要确保具有强大的金融系统，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有良好的监管框架，有相对较低的杠杆率，以及相对较高的流动性。

　　在同一场合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也强调，中国为了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充分可兑换的最终目标，应该进一步加速金融体系的改革，特别是要建立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能够提供正确价格信号的体系，比如建立收益率曲线。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常务董事、首席经济学家伊夫杰尼·加夫利连科夫则提出，随着欧洲央行推出QE，可能会导致大量热钱涌入中国，中国需要加大债券市场的改革力度，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创造条件。

　　3月22日，陆磊还在论坛期间表示，除了市场发育、机构发育层面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内容是基础设施建设。所以，要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覆盖主要时区高效安全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体系，配合“一带一路”建设，支持境内机构使用人民币对外贷款和投资。与此同时，通过CIPS系统可以更加便捷地识别整个资本流动的流量、流向，同时实行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

　　周小川在回应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有关资本账户开放可能产生负面外部性效应时表示，一方面适当的资本流动以及市场决定资本价格和流动的机制，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同时也有利于定价的准确性；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对一些弱小国家容易造成比较大的冲击。在危机期间，因为市场比较动乱，所以负面效果就会显得比较突出；在经济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可能正面的作用就会比较大。对于中国，它还会对国内经济体制有所影响。“如果说我们国内更加强调结构调整、资源配置优化，那么我们政策选择也会有所变化。”周小川还说，“尽管资本流动总体来讲比较自由，但是我们仍旧在IMF和其他机构的指引下，我们发展中国家重点鼓励中长期的资本流动，对于超短期的投机性的资本流动还是可以采取一些政策的，其中也包括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另外，应急的时候也还是可以采取应急措施的。”此外，还要加强反洗钱、反恐融资等方面的政策加以配合。“总之，需要在各项政策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平衡。”

　　冲刺资本项可兑换

　　人民币资本项可兑换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改革。

　　早在1993年底，中国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1996年12月，中国开始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此后，人民币资本项可兑换便成为焦点。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国内学术界和政府官员认为不可操之过急。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制定了改革纲领，但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再次引发争议。

　　直到2011年，中央决策层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提法有了一些积极变化：当年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并将“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工作”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中。

　　刚刚结束的2015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稳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此前一年的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提法则是“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同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展望部分则称“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不同时间的不同措辞亦引起市场的重视。

　　3月21日，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2015”上，余永定认为，从“加快”到“稳步”，措辞上的改变意味着可能在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节奏、具体政策上会发生一些变化。他表示，长期以来，中国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热钱流入。热钱流入对中国经济稳定确实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2015年，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资本外流加剧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是我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对中国的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问题，要采取谨慎态度。

　　陆磊在该论坛上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肯定有风险，所以审慎的、稳健的、渐进式的安排应该是符合逻辑的。

　　同一场合之下，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李克强总理说的是“稳步”，但用的是“实现”。市场人士分析，易纲的回应或暗示人民币资本项可兑换在“稳步”的前提下会加速“实现”。

　　第二天，3月22日，周小川的发言给出了明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