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周特约记者 高扬
2015年是“327事件”20周年。
作为深刻影响中国证券制度史的著名金融事件,20年来,坊间流传着各种版本的揣测与猜疑。为还原历史真相,证券史研究学者陆一在逐一访谈各方当事人的基础上,结合丰富的档案资料,写成了《中国赌金者—327事件始末》一书,完整详细地还原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貌。
书中,作者第一次披露了当年贴息决策的详细过程以及最后8分钟万国证券巨额空单的操作细节。昔日“证券枭雄”管金生也在书中首谈自己当年的心路历程,还原了万国证券一步步由做局、入局到解困、受困的完整情节。采访中,陆一强调“327事件”在中国证券制度史上的历史意义。他认为,这是中国证券市场从地方自主发展阶段到中央集权发展阶段的转折点。
在高达几十亿元资金流转的背后,“327事件”也暗藏人性的流转明灭,成为很多人一生命运的转折点。陆一为此采访了绝大部分当事人,其中专访管金生两次。另外,对尉文渊、阚治东、汤仁荣等人也多有描摹。
在这场资本市场的空前对决中,当年28岁的魏东、29岁的袁宝璟、34岁的周正毅以及30岁的刘汉,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2015年2月9日,随着刘汉被执行死刑,至此,当年在“327事件”中获利的风云人物全军覆没:2006年,袁宝璟在辽阳市被执行死刑;2007年,周正毅被判有期徒刑16年;2008年,魏东在北京跳楼身亡。和当年为此锒铛入狱的管金生相比,这是另一场令人唏嘘的人生大戏:当年的失败者如今还活着,当年的胜利者要么死于非命,要么身陷囫囵。
时代周报:在书中,你对万国和辽国发的着力笔墨相对较多,而对财政部属下的中经开的资料似乎要少一些。是否可以说,中经开才是“327事件”中的真正主角?
陆一:并非如此,中经开在这个事件中的作用,只不过是大家事后用阴谋论的方式演绎它。据说中经开上证的自营席位在2月23日当天都是空仓,所以国务院调查组事后的调查报告并没有提到它有违规的行为。这样,如果中经开自营是空仓的话,它的仓位额度应该都让给了客户,所以才会有这么些年来传说的大鳄们第一桶金来自于他们跟着中经开做多所赚的钱。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是魏东,魏东曾经在中经开呆过,离开中经开后自己成立了涌金公司,作为中经开的客户开始做国债期货。据了解交易所当时曾建议中经开不要继续再做,因为他们作为财政部下属公司、又总赢,市场上已经有所议论。听了交易所的劝告后,中经开上证才在327出事前自营空仓的。但当时的市场趋势就是多头市场,不论从通货膨胀趋势分析还是保值贴补率的现实变化去分析,这个市场做多赢面大啊。按照中央政府部门的行事方式和程序,在那种情况下,财政部在当时要用贴息来为自己的下属机构设谋福利,基本没有这个可能性,这是历史的真实事实。
时代周报:与万国证券的冲动举动相比,辽国发是从头到尾一直在做空,怎么看待辽国发的这种行为?
陆一:因为辽国发的当事人都失踪了,所以也无法知道他们当时的想法。但是这种非理智的做法,实际上给市场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万国的行为就像一个莽撞的赌徒,赢了钱就想走,输了钱却不认账把赌桌掀翻使得大家都没得玩。但是辽国发无论在314事件、327事件还是319事件中,它从头到尾都在做空,事后给整个市场带来大约90亿左右的金融窟窿,所以20年来,所有的市场观察者和当事人记忆中,都认为万国证券和管金生才是327事件舞台中央的主角。但平心而论,不管是327之前、还是之后,整个国债期货市场风险事件这台大戏所演出的几年时间内,一直若隐若现但绝对占据舞台中央的真正主角,其实一直是辽国发。如果从行为的一贯性、危害时间的长度、波及范围的广度和造成后果的烈度来看,在整个以327事件为标志的国债期货市场风险事件中,万国证券更像是一个热闹莽撞的龙套,其实真正阴狠歹毒的主角应该是辽国发……
时代周报:1994年国家开始分税制改革,这与“327事件”后证监会上收权力似乎是一致的,似乎无论有没有327事件,证监会都会上收权力。“327事件”的历史意义有没有被夸大?
陆一:实际上中央收权在朱镕基1993年任副总理、开始对过热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后就开始了,但是不能说无论有无327事件都对上收财政权的趋势没有影响。327事件在整个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是一个转折点、爆发点,因为在这之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关于集权还是分权的博弈没有表现得这么明确,如果没有327事件的话,整个收权的过程会比较漫长。最初证券交易市场是地方政府在中央认可的情况下主动建立起来的,尽管成立了证监会,但证监会对交易所的管理不像现在这样可以一管到底。那个时候证监会对交易所和市场相对是很客气的,同时在许多时候和场合,交易所可以不听从证监会的。就是因为327事件的发生,造成了后面许多转折,原来市场的产品推出和试点交易场所的确定都没有经过证监会审核批准,在此之后国债期货就开始需要证监会重新审批,国债期货试点的交易场所也是要证监会重新审批。在327事件之后,交易所从1995—2001年逐渐演变为由证监会直接管理,这个突发事件给相关部门提供了这么一个集中统一监管的契机。
时代周报:如何比较2013年的“光大事件”和“327事件”?
陆一:8·16事件中光大证券(601788,股吧)依靠市场自救和对冲风险可谓完美,几乎可列入证券期货专业的经典教案。而这在1995年的万国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也许昭示我们,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尽管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市场本身已经发展到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自我修补行情缺口、备有了对冲市场风险的基本工具。从信息流通上来说,导致327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即财政部的加息决定,官方的公布是在出事两天之后,而8·16事件中,几乎是在出事的同时,网络上、微博上,传言、猜测、误导和证实在同时传播。从公司内控和自我监管方面看,在327事件中,万国证券的交易总部不受公司风险控制地拥有“部门自行对外融资、自行决定自营投资规模”这样类似于独立法人机构的权力;而在8·16事件中,光大证券的策略投资部则长期没有纳入公司的风控体系。另外从监管部门来讲,当年是法律依据欠缺,行政权力无奈强力干预市场的违规事件;而现在监管部门的处置手段灵活多样,并在20年后第一次明确代言投资者: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因内幕交易所受损失。
时代周报:和美国版的《赌金者》相比,《中国赌金者》的“中国特色”是什么?
陆一:中国的“特色”就是体制上的冲突,而不仅仅是个人的贪婪和道德品质问题。《赌金者》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危机是源于个人的贪婪,钻体制的漏洞,实际上是一种欺骗。327事件里面当然也有个人的贪婪,但更多的是体制的冲突和市场成长初期中遇到的成长缺陷。因为一方面万国等证券公司的行为是不理性的,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监管缺失、风控体系不健全的问题。
时代周报:怎么评价证监会对中国股市的影响?
陆一:中国股市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是越来越规范、越来越理性,但同时股市也是越来越依从于政府的调控之手,和经济的关联性偏低,这是同时存在的两个方面。前几年大家都在说经济形势很好,但是市场就是持续下跌;现在我们经济走势在下滑,但是市场却上来了。所以这是一种反周期的现象,说明股市还没有按照经济规律,而是按照政府的意志在走。当然,很多市场的技术、产品和规模在发展,但是从整体上来讲,监管和市场的发展是不对称的。我们现在反思这一段历史,更多的是看到市场技术手段在发展,产品在创新,而体制发展缓慢。当越来越多的金融工具和产品创新推出,不管是投资者、监管者还是市场组织者,都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尤其是市场监管者和组织者,这种跟不上和不适应的问题更突出。如果你不理解这个市场已经发生的变化,肯定会在监管行为和组织的方式上出现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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