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跑公章”丧失战略时机 国家能源局二三十项审批违规

　　曹志伟，广州市政协常委，2013年他因为制作了一张万里长征审批图而轰动全国，2014年曹志伟又制作了一张新的审批图，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需要办少个证？这个数字连曹志伟自己都惊呆了。

　　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谁知道这么一翻，翻出来，全国的各种各样的证有2000多个，我说妈呀，排不下。

　　最后曹志伟以3000万人都需要办的证为最大公约数，把一个人一生要办的证都展现在这张3米8的长卷上，最基本的，一个人一辈子至少需要办103个证。有些证件办理得极其荒诞。

曹志伟在这张3米8的长卷上以3000万人都需要办的证为最大公约数 将一个人一生要办的证都展现出来

　　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要办那个老年人的保障卡，不好意思，你得证明你活着，你本人去到还不行，你得去开证明证明你活着，你才能拿到这个钱。

　　人们常用“公章四面围城、审批长途旅行”来形容审批之难，不仅私企小老板叫苦不迭，就连很多大型集团企业的老板也想不明白，政府部门并不在市场一线，为什么还要对企业的经营管得如此之细？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董事长刘晓光：我看了一些项目，一压，压一年。做地产，特别是做大型投资项目，压我一年，我的利润就要损失7%或者8%，因为很多事融资而来的。你比如我这个项目投100亿，放在那了。一年以后你让我开工，我就损失七亿（元），这七亿（元）是利息。如果你两年以后让我开工，我就损失14亿（元），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如果（政府）的速度快、效率高，企业的速度就快、效率就高，企业的效益也就高，这涉及到企业的生死。

　　一方面，商场如战场，时机宝贵；而另一方面，却是审批繁琐，效率低下。在企业跑公章的漫长过程中，政府部门没有任何损失，企业损失的却是真金白银和发展机遇。为什么一些政府部门如此热衷于对企业的自主经营管东管西？而这些繁琐的行政审批手续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一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指定管辖，日前已经由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

　　魏鹏远，国家能源局煤炭司正处级副司长，主要负责煤矿基建的审批和项目改造核准工作，2014年5月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时，其家中发现了2亿多元的现金，执法人员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了4台。魏鹏远这起小官巨贪案件，让世人惊愕无比。有人计算，魏鹏远在国家能源局工作的近6年时间里，平均每天挣10万元。由此可见，这些惊人的巨款与官员手中的审批权有直接关系。然而许多行政审批并非来自于法律的授权，而是部门自己给自己封的管理权力。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秘书一处处长黄勇：国家能源局提出一个新项目行政许可的条件，应该是提出了二、三十项。现在我们投资司（按照法律）清理完以后，要求前置条件保留的是两项半。

　　记者：也就是当时这二十多项是既不合法也不合规的？

　　黄勇：都是根据惯例来的。

　　正是看到了审批背后的利益秘密，一个影响更深远的改革在北京月坛南街38号院的国家发改委全面推行。国家发改委拟成立公开透明的政务服务大厅，要求全委15个司局都要进入这个平台办理审批事项。

国家发改委拟成立公开透明的政务服务大厅 把审批权放进政务大厅有效制约政府有关部门办事效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秘书一处处长黄勇：第一次这个调研沟通会上就一家说“我们进来”，就一家。

　　把审批权放进政务大厅，就意味必须要按规定时间办理，就意味着再也不能吃拿卡要。纵观全国2014年国务院各部门取消和下放了247项行政审批事项，其中175项涉及投资创新创业、企业生产经营、促进就业等“含金量高”的审批事项。

　　2014年全年，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4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其中21次部署了“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了247项行政审批事项，涉及投资创新创业、企业生产经营、促进就业等“含金量高”的审批事项就有175项，占71%。

　　2014年全年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4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其中21次部署了“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了247项行政审批事项 涉及投资创新创业等“含金量高”的审批事项就有175项占比71%

　　简政放权：天津滨海新区推行办公计时系统 超时将接受质询

　　2014年9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办事大厅，见证了109枚审批公章被封存收藏起来，而这些被封藏的公章，曾经让多少企业负责人跑断腿、说破嘴。

　　天津海瑞税务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工商跑完以后，然后要组织机构代码证 然后是国税地税。

　　2014年，天津滨海新区将区所属的发改委、经信委、财政局、环保局等18个部门的216项审批职责，连同部分审批工作人员一并从原单位剥离出来，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行政审批局，把109个公章变成了1个公章。公章数目减了，审批权力少了，企业感觉松绑了，但那些被剥离了审批职能的部门，却感觉像是割肉了。

　　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宗国英：最多谈了四次，第一次他就说，你审批你监管，跟我没事，没我啥事，你拿走了我就不管了，还有的部门就是说你拿走了，我这个委办局干嘛，我这个委办局就主要是审批的，你给我拿走这个审批事项，我该做什么？

　　让18个部委把审批权全部移交，这就相当于放下权力，而留下责任，一些部门私底下相互比照，相互串联，改革出现一波三折，推行困难重重。宗国英想了个新办法，他和滨海新区主要领导一起，与相关部门负责人单独谈话，以强力推进改革。

　　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宗国英：大概我们四五个人，对着这一个委办局，一个一个过。过之前你先给我递交，委办局必须如实递交，我这有底档。比如我手里说你有十项，你要是报五项，报的不如实，他就感觉到有压力。我们尽可能不保留。

　　最终在新区一把手的推动下，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像打破藩篱的新生儿一样，历经十个月的孕育和成熟，最终于2014年5月20日正式挂牌成立。

　　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局长张铁军：审批事项就相当于对市场秩序的一只手，有多少个事项，有多少只手。但是手与手之间是否能够协调。手与手之间，在维护市场的过程中也难免相互碰撞，或者打架。我们把这些维护市场的手全部砍掉，变成一只能够运转灵活，协调有力的手。这个手完成过去多只手、多个人做的工作，要更加协调、更加顺畅。

　　把审批权该取消的取消，该集中的集中，一颗公章管审批，企业的效率大大提高了。

　　天津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瑞平：那天上我们9点进的场，两点的时候四颗章就拿到了，四点的时候，我们的注册账户就下来了，真正实现了一天办完了所有的手续，当时觉得很神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就业不降反增，主要是改革发了力。本届政府成立以来，我们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各部门已取消和下放了6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今年又在全国推行商事制度等改革，企业准入的门槛低了，“紧箍咒”松了，极大地调动了全社会创业兴业的热情。

　　新成立的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集合216项审批事项于一身，浓缩了109个公章的权力于1个公章。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环保城管处副处长薄文福说自己感受到的是机器压迫人，时间秒秒分分都在消失。

　　薄文福所说的“机器压迫人”，是源于审批局的一套“办公计时”系统，每一项审批都放在网上，各个审批环节的时间都有限定，并且以读秒的状态体现，时限超过三分之二，就会亮黄等，而超时后，就会亮红灯，超时办理的工作人员就要接受纪检监督部门的质询。

　　薄文福：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件。就是你上来件一个小时就要给它批复掉。你看，受理时间13点27分，承诺时间要求是14点27分。

受理一小时件上明确标注 受理时间13点27分 承诺时间要求是14点27分

　　对政府来讲，虽然审批事项减少了，但是政府的工作反而增加了，这样的一增一减，反映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从“关起门办公”到“敞开门服务”，作为一名基层公务员，薄文福当初也曾因为工作性质的转变而倍感失落，但最终当他们看到因为他们工作的转变而让自己家乡的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生机勃勃的经济活力时，他们真正意识到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环保城管处副处长薄文福：我记得很清楚，那是2014年9月11号，李克强总理来我们局视察，当总理视察完毕走到大门口的时候，总理回过头来说“你们辛苦了”，当时我们听到总理的这句话我觉得总理虽然离我们那么远，但是总理了解我们，知道我们审批人的付出和辛苦，谢谢总理。

　　【半小时观察】 用制度区格政府与市场边界

　　简政放权，连续两年成为本届政府的“当头炮”，这既说明它是政府自我革命的重要一环，也彰显了本届政府致力于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不畏重重阻力和困难，本届政府超额完成了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承诺，改革的决心之坚定、力度之强劲，显而易见。不仅是力度和速度前所未有，改革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本轮简政放权要求中央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建立权力清单制度，锁定了改革和管理的底数，放权对象既包括下一级政府，也包括社会、市场，改革的视角更加全面。及时修改法律法规，确保简政放权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相衔接，并对已出台的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全面督查，改革的布局更为周密。

　　简政放权，精简的是束缚着市场主体的“无形枷锁”和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有形之手”，放活的则是企业的活力、发展的动力和全社会的创造力。简政放权归根结底是党和政府对人民诉求的积极回应。认真做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砥砺前行、蹄疾而步稳”走好每一步，改革蓝图也就能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