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转变的背后逻辑是什么？如何激励地方进行政策落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就此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

　　田国强系第16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得主，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决策咨询专家，是知名的“市场派”学者。

　　在他看来，中国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供给侧的结构错位和质量低下，解决的根本是通过市场化的制度改革，激发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明确政府的合理角色定位。改革关键在于落地，要避免中央踩油门、政府挂空挡、地方踩刹车、改革决议和文件空转的情况。因此，如果希望地方能够很好地落实供给侧改革，需要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方面的体制机制调整，如赋予地方相对独立税权、官员政绩考核体系转变等。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化制度的供给

　　《21世纪》:在你看来，中央为何在此时频提供给侧改革？其核心是什么？

　　田国强:首先，需要肯定的一点是供给侧改革的提法是一个进步。长期以来，中国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过深，太过注重从需求侧发力来强化宏观调控，其结果是不仅没有平抑经济的波动，反而加强了波动。尤其是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用增长来刺激增长，用资源来生产资源的阶段，结果产生了大量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则是国人的出国消费和“海淘”消费强劲增长，有效需求被转移到国外。

　　这样，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供给侧的结构错位和质量低下，供给侧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这个问题的应对。所以，短期而言，供给侧改革一方面是让市场及时出清，化解过剩产能，另一方面是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新的更高质量的有效供给带动新需求。

　　当然，其关键是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治理边界的制度方面的供给。具体说来，其核心是通过提供更有效的好的制度供给以深化市场化改革，真正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此解决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越位、错位的问题，使之促进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转型，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解决政府在维护和公共服务方面缺位问题。

　　关键要解决政府的定位问题

　　《21世纪》:你之前提出，要素驱动仅仅是阶段有效的，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发展需要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但这个转变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完善。那么，在完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方面，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政府的治理思路需要怎么转变？

　　田国强:我认为，最关键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的定位问题，需要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议精神，在法治的框架内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解决目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的现象均比较严重的问题。

　　一个运行良好的现代市场经济，它需要的是一个有限和有效的服务型政府，而不是一个无所不包、干预不断、效能不足的建设型政府。中国经济要实现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其实质是要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向市场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是维护和服务，必须用法治将其边界严格地限定在这两个方面，尤其是要更好发挥政府在明晰界定并保护私有产权方面的作用，从效率和创新两个维度来支持和增进市场，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让民营经济发挥主要作用，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在于法治的确立。

　　赋予地方合理税权

　　《21世纪》:如你所说，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通过提供更有效的好的制度供给以深化市场化改革。那么如果希望地方能够很好地落实供给侧改革，需要对地方政府进行哪些激励方面的体制机制调整？

　　田国强:首先，对于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的角色要重新定位，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要素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土地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是造成中国经济其他要素市场及商品市场价格扭曲的重要根源之一。当然，这里不否认政府在规划、区划上的引导和监督作用。

　　其次，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和中央占大头的营改增的推进，要求重构地方的主体税种。否则，要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草，恐怕是不行的。从理论基础和国际经验来看，未来我国省级政府应建立以消费税为主，市县政府应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以行为税、目的税为辅的分级主体税种。具体来看，房产税改革、环境税改革等的推进，将有利于培育地方财力。当然，在赋予地方相对独立税权的同时，也要在制度设计上确保对地方税权的监督与约束，防止税权滥用。

　　再次，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要扭转，从过去的为GDP增长而竞争转向为改革发展而竞争。一方面，要允许地方政府试错、犯错，大胆探索，大胆闯，不要动辄得咎；另一方面要将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五大发展新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嵌入政绩考核体系，形成指挥棒效应。

　　降低企业制度成本

　　《21世纪》: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成本优势相比东南亚国家已不在，甚至相比部分发达国家而言，会在十几年后丧失，您怎么认为？

　　田国强:我基本同意这个说法，但也依赖于我们今后怎么做和应对。之所以同意这个看法是由于按照现状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环境红利等红利本身就已经进入衰退、削弱的阶段，再加上不合理的新劳动合同法、对民营企业发展的种种政策瓶颈、外部世界经济不景气和贸易壁垒等，使得中国制造业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外向型制造业的成本优势确实几乎丧失殆尽，企业倒闭、外迁现象比较突出。

　　当然，结论也可能不是这样。如果能减低企业所面临的制度成本，比如减税和让土地城乡自由流转使之厂房用地成本下降，再加上中国较高的劳动者技能素养和产业集群配套程度，中国制造业在短期内还占有一定的优势。同时，中国是一个内部结构复杂、发展程度不一的大国，产业梯次落差也比较明显，中西部省份的制造业成本仍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增长潜力不容忽视。以重庆为例，2014年民营经济对全市GDP增长贡献率达到60%，2015年上半年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11.1%，增幅持续高于全国好几个百分点，而制造业产值则占到其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

　　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十几年之后如果不出意外，中国也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中国发展的均衡性肯定没有现有发达国家那么好，从而在一些领域还将存在一定的成本落差，保持成本上的相对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