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在《人民日报》撰文，就今后一段时间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规划做出详细阐释。主体思路是塑造金融开放发展新体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和审慎管理框架，坚持底线思维，确保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金融平衡、稳健、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今年“8.11”汇改以来，金融开放步步为营。开放程度越高，不确定性也越多。周小川在文中也强调，要建立国家金融安全机制、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效应对极端情况下境外对我实施金融攻击或制裁。”

　　周小川谈到“金融攻击”，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在今年夏天的股市巨震中，就有市场人士质疑，境外势力做空是一个重要诱因。当时甚至有观点提出，“亚洲金融危机”的气息已经靠近中国。此类观点处于极大争议中，至今没有定论。不过，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境外资金对境内金融系统安全的影响，却越来越有必要给予高度重视。

　　“‘金融攻击’主要不是针对当下，不宜对‘金融攻击’字眼作过度解读，”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在国际治理和国际金融活动方面，我国应是抱着最大的善意和积极姿态来参与世界经济的。当然，一个国家建立金融安全网既要应对大概率事件，也要应对小概率事件。既要考虑现在的问题，也要考虑未来发生的问题，否则必然是不完备的。

　　陆磊强调说，“金融攻击”的提出并不表示此刻立即发生，它可能像地震、海啸等只是小概率事件，也应预先考虑应对之策——恰如国防的存在不是为了黩武，而是为了保障国民安全和国土完整。

　　攻击何在？

　　11月初官方公布的一起金融案件，被不少人认为具有浓厚的“境外背景”。

　　今年7月，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亲自带队赴上海进行调查，11月初官方公布了调查进展，称成功侦破一起“以贸易公司为掩护，境外遥控指挥、境内实施交易，作案手段隐蔽、非法获利巨大的涉嫌操纵期货市场犯罪案件”。

　　专案组发现，事涉伊世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通过高频程序化交易软件，以较小的资金投入反复开仓、平仓，非法获利高达20多亿元人民币。公安机关认为，该公司异常交易行为符合操纵股指期货市场的特征，涉嫌操纵期货市场犯罪。相关责任人已被批捕。

　　“在上海破获的这起案件，算是外部力量攻击我国金融系统的实例。”前资深投行人士、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黄建中对表示，根据目前官方披露的信息，该案中境外资金通过地下钱庄等方式进入境内操纵股指期货市场，具有金融攻击的特征。不过，因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目前通过合法渠道进行“金融攻击”是比较困难的。

　　一位长期从事全球投资的专业人士对分析称，“伊世顿案”还在调查过程中，目前很多问题还在猜测。他告诉记者，投资业内对伊世顿的判断主要是两点：一是公司以贸易公司为名输入资金逃避管制，这是违法行为；二是公司高频交易采用“剃头皮”策略，这在国际上都是极受争议的。

　　“我认为这与境外势力攻击境内金融安全还是两个概念。”该人士认为，伊世顿由国外输入的资金规模很小，主要是国内融资，所以很难谈的上是境外势力攻击。不过目前案件尚在调查中，最终结果尚未公布。

　　另一个被认为有可能存在某些势力操纵的标的，就是大宗商品。近期国际市场大宗商品连续下跌，国内大宗商品表现惨烈，多品种都出现跌停。

　　不过，多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都表示，国内大宗商品价格追随国际市场，没有看到针对中国大宗商品有目的性的攻击现象，近期下跌主要是美元持续上涨，且上涨预期明确，另一方面是国内需求放缓，两方面原因所致。

　　就过往针对中国的金融攻击是否存在的问题，有学者告诉本报，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攻击，需要金融自由化作为条件，而中国过去金融一直处于高度管制状态，通过合法途径进入境内市场的资金规模较小，构成的冲击也不大。

　　“就算是最近开放了沪港通，以及未来开放沪伦通等其他机制，都是有限制的。”黄建中也认为，特别是有严格的额度限制，因此就算有影响也会比较有限，“即使想攻击也是有难度的。”

　　防患未然

　　针对“金融攻击”一说，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央行前顾问余永定对进行了解读：“一般而言，所有国家都应对来自外部或内外结合的金融攻击保持警惕。至于制裁，这已经是国际政治问题，普通经济学家难以置喙。”

　　余永定告诉本报记者，发展中国家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英国在1993年、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都受到过这种攻击，既便美国在上世纪60~70年代也未能幸免。

　　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日本的经济危机，是日本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有一些观点认为，美国是这背后的幕后黑手，特别是美国逼迫日本签订“广场协定”，导致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还有一些观点把上世纪多次发生在亚非拉世界的金融危机与美元周期结合在一起，认为美国利用金融霸权“剪全世界的羊毛”。但也有很多学者对这些阴谋论嗤之以鼻。

　　陆磊对本报表示，不宜对“金融攻击”字眼作过度解读，“金融攻击”的提出并不表示此刻立即发生，它可能只是小概率事件，也应预先考虑应对之策。他进一步表示，金融安全是必要的。比如出现突发性、大规模的跨境资金流动、金融机构面临跨境业务法律风险、国家风险等问题，必须要有解决问题的预案，这是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底气所在，也是国家金融安全网建设的应有之义。

　　“目前我国面临着的影响金融安全的现实问题是，高杠杆率或高负债率影响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渐进、可持续降低杠杆率，提高直接融资占比，是我们在‘十三五’时期练内功、确保自身金融安全的首要任务。”陆磊对本报表示，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鼓励金融创新，提高股权比重，降低债务比例是目前监管正提倡的做法。

　　陆磊举例说，上个世纪末，日本等东亚国家企业债台高筑，经济下行，零利率似乎有助于扩张需求，但无法有效解决负债率问题。韩国、泰国等国家面临的金融动荡，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实体经济竞争力下降或融资结构不健康。可见，内因是基础，外因是条件；练好内功，强健自身是金融安全网建设首先要考虑的。

　　“周小川提到防范金融攻击和制裁，我认为不是针对当前某个特定现象，这应该是一个原则性的说法。”上述全球投资人士也告诉记者，决策层并非首次提到“金融攻击”的问题，“更应该理解为是对未来更高程度的开放，提前做好防范的意思。”

　　事实上，金融开放才是周小川在上述文章中主要谈到的问题。对于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的关系，他表示，金融改革成败取决于金融安全，社会公众对金融体系具有充分信心是金融安全的基本内涵。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对本报分析称：“金融风险伴随着我国经济逐步开放在逐步增加，随之金融安全也愈发受到重视，提高对整个问题的关注是金融开放不能避免的。”

　　如何“备战”

　　那么，在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未然方面，中国都做了哪些准备？

　　“最近，央行似乎在加强对短期跨境资本的管理。这是适时的和必要的。”余永定对表示，政府目前对地下钱庄的打击也十分必要。这些措施与稳步推动金融开放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余永定向记者进一步介绍了与资本流动和汇率相关的金融风险管理分类：第一，对企业和金融而言，这主要是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如远期汇率合同等的使用；第二，金融监管当局的宏观审慎政策；第三，必要的资本管制或对跨境资本的管理。这三个领域的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

　　曾刚也向本报记者表示，目前金融业态发生了较大变化，金融市场波动，系统性风险加大。为适应金融风险变化，央行在金融风险管理工具方面更注重短期流动性工具的运用。

　　此外，人民币主动国际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倒逼着中国加强金融制度建设，防范金融风险。“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是中国经济增长、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结果。不管美国什么态度，人民币都应该升值。现在情况已有所变化。市场上人民币贬值压力上升。中国应该坚持汇改的既定方针，增加汇率的灵活性。”余永定表示。

　　正如陆磊所说，“金融攻击”或许是小概率事件，而真正迫在眉睫的则是中国金融体系自身竞争力的构建。

　　陆磊认为，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需要抓住本质问题，而非仅仅关注综合经营等表象。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监管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是重视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设，英国北岩银行危机和美国雷曼危机的沉痛教训说明，仅有微观审慎监管不足以管理系统性风险；在危机来临时反而推动各家机构采取抛售资产、惜贷等对单个机构有利却伤及整个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貌似止损实则以邻为壑的行为；此外，监管与救助机制分离造成危机管理贻误战机，使部分机构风险演化为断崖式危机。

　　陆磊表示，教训不可谓不沉痛。痛定思痛，各国的监管体制改革绝非仅仅面向混业经营，而是如何设计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使事前事中监管与救助机制有效结合，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统筹兼顾，构建全方位金融安全网，才能有效识别、管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切实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权益，“殷鉴不远，来者可追。我们到了客观审视自身管理缺陷，下决心完善监管体制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