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近期在九天里两次提及“供给侧改革”，使之成为财经界热议的话题，也凸显了中国高层的经济判断和治理思路出现了调整。

　　其实去年以来的政策导向就已经在不断实践“供给学派”的措施，通过刺激供给、提升供给效率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陈杰带领的广发证券策略团队表示。

　　他们指出，“习李新政”的很多核心内容都和80年代的“里根新政”有相似之处。在历史上，“供给学派”最成功的实践便是美国80年代的“里根新政”。

　　不过广发指出，随着“供给侧改革”向深水区推动，目前出现了两个难以调和的矛盾——长期供给改革和短期保增长的矛盾、大规模减税和国家债务的矛盾。

　　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产业结构进行由“重”到“轻”的转变，但当前产能过剩的重化工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太强，过快出清容易导致经济增长断崖式下滑，这和短期的“保增长”政策是矛盾的。

　　我们对“供给侧改革”理解就是要充分释放新兴行业的供给端活力，加大新兴产业投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有看到传统行业出现明显的供给收缩信号时（比如大量生产线关停、员工下岗等等），才能保证有充分的资源（社会资金、财政扶持、劳动力）从传统行业中挤压出来并流向新兴产业，同时传统行业也会因为供给端的收缩而实现供需结构的优化。但现在实施起来的难度在于，传统行业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在中国社会总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占了33%，而在制造业投资中，代表传统产业的重化工业又占了64%。试想一下，如果要让体量如此庞大的重化工业收缩产能，势必会对中国社会总投资形成极大冲击，要保证每年6.5%的GDP增长是不可能完成的（总投资占了GDP的46%）。因此，“供给侧改革”如果继续向前推进，就会和“保增长”的政策目标相矛盾。未来的政策导向更可能出现一种“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左右摇摆状态，这不利于进一步改善投资者对中长期转型和改革深化的预期。

　　“供给侧改革”的精髓是减税，减税的背后是财政赤字的大幅增加——解决办法是大规模发行国债，但这需要相当大的债券市场容纳空间才行，须配合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家实力的提升，这是一个很长期且充满反复的过程，短期难以实现：

　　在上表“习李新政”和“里根新政”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者目前最大的差距是在“税改”这一块： “里根新政”时期，大幅下调了税率（个人最高累进税率从70%降到28%，公司最高所得税率46%降低到34%），而中国目前的税制改革还仅涉及“营改增”试点的扩大。 为什么国内在“税改”层面的进度最为缓慢呢？——关键是考虑了财政的压力。在“里根新政”初期，曾经由于大规模减税而导致财政收入大幅下滑。而就中国国情来看，“强政府”背后的核心支撑就是“强财政”，一旦对财政的掌控力下降，反而可能制约其他改革措施的推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那么美国当时是怎么解决减税后“弱财政”问题的呢？

　　靠的是不断增发国债来扩大财政赤字，但在中国目前国情下实施起来存在难度。

　　美国在“里根新政”时期，通过不断提高国债上限的形式，来支持财政赤字的扩大（里根执政时期，先后16次上调债务上限，使美国债务上限从9850亿美元提升至28000亿美元）。而在当时美国大幅发行国债的过程中，并没有看到债券供给大幅增加而对市场价格形成的压力（美国当时的国债收益率仍在下行）。究其原因，在于美元作为全球化的货币，美国国债也是面向全球市场发行，市场容量大，且当时美国债券购买者对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信心也较强。 但目前中国的国情是：如果只是面向国内市场发行国债的话，市场容纳空间有限；而如果面向全球发行人民币国债，又有赖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且全球对中国国债的需求规模还取决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信心。总的来说，这条路走起来是非常漫长的，短期内要看到国内大规模减税和大幅扩大财政赤字仍然存在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