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背着小背包、一脸谦和笑容的高西庆孑然一身出现在伦敦圣潘克拉斯万丽酒店时，外人恐怕很难把他与那个在中国资本市场叱咤风云、管理着全球最受瞩目的主权财富基金的人联系在一起。
从1988年放弃华尔街律师前程回国参与创建中国证券市场，高西庆历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届发行部主任，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1999年上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2003年转任新成立的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2007年9月成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这个曾经修过三年成渝铁路的年轻人后来闪光的职业生涯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2014年2月，61岁的高西庆从中投正式退休，他选择重回讲台，成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他在母校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去年的毕业典礼上致辞时，自嘲担任的监管者角色如同媒人——做媒成功，人家沉溺爱河顾不上感谢你；一旦失败，双方都来指责。说到退休，他称总算可以卸下身上责任，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每天和年轻人在一起，教授他们，更重要的是，向他们学习。
在11月9-10日的博鳌亚洲论坛金融合作会议期间，高西庆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他坦言政府简政放权及国企改革，反思股灾处理手段，并对投资者在当前微妙形势下的全球资产配置提出建议。
至于当年在中投的精彩故事与投资得失，他说会在课堂上，讲给自己的学生听。
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上权力仍过大
《21世纪》：这几天市场都在谈美联储12月加息可能带来的影响，你是怎么看的？
高西庆：会有短期影响，但我更关心的是中长期。中国现在最大的挑战，并不是眼前的某次加息、减息，或者全球市场一时的上上下下，最重要的是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使外界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甚至把负面的东西转化成正面的。
先不说更早，就十八大以来，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这几次全会公报列出的这些大规模改革开放的措施，一定要尽快去实行，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大余地，很多该做的事还没有做或者没做到，有些该做的事可能却在朝不同方向走，这是我所担心的。
《21世纪》：能具体点讲吗？
高西庆：我最关心的两点，一是政府简政放权，一是国有企业改革。
从我们改革开放开始，简政放权说了30多年了，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但同时，事实上有些地方最近几年是向相反方向走，有些本来已下放了的权力又慢慢收了回去。也不一定是中央政府，有很多是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问题，在市场资源配置上的权力仍然过大，完全没有实现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把市场作为分配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这一点。这是我们亟须改变的。
从上上届政府、上一届政府到本届政府，都反复讲，政府要把自己的各种审批权放出去。从数量上看，好像是在不断放出去，但放出去的质量越来越差，做得还是不够，很多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手上仍有相当大的权力在分配资源。
国有企业改革这个问题可能更大。最大的问题是，它已经把自己看成一个利益集团。现在很多人说国企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全体中国人民，怎么变成国企了？
巨大改革红利尚待释放
《21世纪》：我们的国企改革规划是过渡到管资本，是否就是比照淡马锡模式？
高西庆：淡马锡和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这种模式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也有人反对，说他们的模式没法用。
关键是淡马锡、GIC的运营方式是非常市场化的，整个机制是用有足够制约的民主方式来管理，到企业层面，汇聚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这一点真是值得我们学习。至于管得好不好，只要看它这些年来的业绩。过去二三十年里，它的持续收益比我们一般国企甚至CIC(中投)都要好不少，一定有可借鉴之处，我们要好好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五中全会已经说得挺清楚了，我们不能继续沿用过去那种人、财、物全部都要管的方式，而是要用管资本的方式来管国企，这是最重要的。管资本的方式是什么？我觉得淡马锡、GIC就是这种方式。管钱、管资本怎么运作，这方面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国际通用的公司治理方式。
国企应该进一步市场化，从那些不应与民争利的行业里退出来，不要再什么行业都要经营。当年已经说过“有所为有所不为”，民营企业、其它企业能做到的，国企没必要搅进去，这里面必然产生利害冲突。
一方面，政府各部门、各级政府都有很大权力，作为仲裁者，而且政府部门和国企负责人职位经常是互换的，怎么做到公平竞争的环境？党的几次全会精神已经非常明确提出这个行动方向，要真正达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只要实现这一点，我们一定会大大往前走一步。
有种说法说改革红利已经没有了，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还有巨大的改革红利，中国经济一定会更好。
《21世纪》：那你觉得我们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高西庆：就是不改革。固步自封，不往前走。现在是逆水行舟，不向前就意味着后退。
《21世纪》：如果在这些实质改革上止步不前，还能实现对外承诺的6%-7%的经济增长率吗？
高西庆：数字只是一方面，如果用过去那种强力动员整个国家体制的力量，硬把经济推到某一点上是可能的，问题是把经济推到这一点的代价是什么？
如果不改革，把经济增长推到这一点是可以，但带来的弊病会更大。上次大救市，4万亿进去，留下很多后遗症；这次救市，也可能会有后遗症，只是我们还没看到。如果继续用举国体制这种方式，全力硬推，一定会有代价。市场经济有它的自身规律。
为什么我们党的文件决定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经过了三十多年用经验总结出来的真理。我们如果按照这个做，就会慢慢做得好起来。
用专业的方式反思股市重挫
《21世纪》：你是中国证券市场当年的奠基人之一，对今年中国股市出现的问题，从制度建设和监管方面有什么值得反思的？
高西庆：这次市场大跌只是表象，处理上的问题可能更大一点。我一直认为到今天为止我们的信息都不够，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允许它发生？发生后怎么处理的？处理得对不对、好不好？这是需要专业人员去研究的。
我们历史上发生过多次股市大跌，出各种问题。出问题不要紧，任何国家都会出问题，关键是出事后怎么处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得有专业机构——既不是在市场上有巨大利益的证券公司和交易所，也不是对市场监管可能负有责任的监管机构，比如由全国人大、经济研究部门、发改委、体改委等牵头搞一个独立专业机构，重新反思整个事件，复盘看看，如何会使市场走到这一步，能在短短时间涨100%多，然后几天内跌掉30%多？出现这种情况后又是如何处理的？处理的时机、力度等等都是可以研究的。要用数据说话。
在这方面全世界有很多成熟经验。比如每次资本市场出现问题，美国都有各种委员会出来调研，我手上就有很多各国的这类报告。就是用数学的方式，具体量化分析到每一个部门、每一个节点性事件。这是纯专业的事情，没有所谓政治性的问题，不能动不动就上升到爱国主义，就用专业的方式弄清楚，通过技术来解决，这样下次再有类似情况发生，可以处理得更好，而且出现类似问题的几率也可能会因此降低。
发生另一场金融危机可能性不大
《21世纪》：基于全球经济萎靡不振，很多关键市场指标都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情况非常类似，最近悲观论调又开始甚嚣尘上，一些机构甚至发布了全球金融危机预警。在你看来，发生下一波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有多大？
高西庆：发生类似2008年那样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经历周期性的衰退是有可能的。
2008年金融危机是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整个金融衍生品大规模增长，一直没有得到很好控制，泡沫吹得太大了。现在全球处于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已经消减掉不少杠杆。各国监管机构和所有大的金融机构，对于金融衍生品的弊病小心多了。从这个角度讲，像上次那样整个市场瞬间出现恐慌，在短短一周之内所有最大金融机构几乎濒临崩溃的状况，我认为在可见的未来不会再发生，但是经济是不是走出了原来的下行轨迹，目前看来，很多地区还有下行压力。
上次危机时，中国经济还在往上走，所以大家感觉中国救了别人一把；这次外界觉得中国经济情况也不是太好，所以越发担心。在我看来，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没有大到那种地步。
从美国经济来看，也是存在问题，但它的市场自我纠正机制还是相对较好，虽然经济差一些，还有很多优势可以发挥。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并加强跟美国、欧洲各国合作，增加对彼此经济互利的措施，而不是以邻为壑、搞零和博弈，那样最终所有人都要吃亏。
《21世纪》：在当前市场状况下，你对于全球资产配置有什么建议？
高西庆：听好多人抱怨整个能源、矿产市场情况很糟糕，价格很低。我觉得这不是最好的时间吗？
像中投这样的基金或者保险基金、社保基金，只要是规模比较大的、能够承受较长投资周期的资本，在这些领域真的是应该趁此机会做一些配置。现在都是在卖。
都说能源价格还会跌，是可能还会跌，但还能跌多少？如果看历史数据，现在已经是处于靠底端的地方。
以石油为例。以前生产成本只有十几美元，现在因为深海、油砂、页岩油的大量开发，平均成本已经高了不少，到50美元左右。如果市场价格低于50美元，就会造成一个基本问题，所有对于石油、能源业的基础设施投资会停下来，投资停滞这段时期看着是省钱了，但是等经济往上走市场需求增加的时候，这些投资不是一天就能进去实现供给的，这中间几年就会出现空当，那个时候可能又把下一轮价格抬上去了。
现在不论石油、天然气，还是更广范围的矿产资源、自然资源，都值得投资。
从国家角度，还应该加大力度投入新能源，国家补贴不能停止，要努力鼓励让新能源在经济发展中扮演更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