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

　　201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独揽，凸显了当代经济学向“经世济民”回归的大趋势。

　　这些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越来越难以预测，也恰恰说明传统主流经济学正在遭遇危机，各类流派兴起。当前主流经济学正在面临方法论、“形式化”，以及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冲击和挑战。从迪顿研究的领域和学术成就，以及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情况看，经典与主流经济学语境下的宏观经济正在远离真实经济世界的需求，建立起一套能够反映现实经济的方法论远比计算本身更重要。

　　迪顿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他在微观计量方面的研究影响非常大。他通过对收入、消费、价格等问题的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经典方法论。二是他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价值，比如对贫困、福祉、经济不平等的研究，他解决了很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可以说，经济学在他这里真正实现了“经世济民”。

　　迪顿在微观经济计量模型和方法分析领域的突出贡献表现在质量指数，营养和健康福利的衡量，不平等测定等方面。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迪顿的《近乎完美的需求系统模型》一文入选《美国经济评论》创刊100年以来所刊发的最优秀的20篇文章，堪称经典学术论文，对后来的经济学思想和实践产生深远意义。

　　这篇论文以柯布-道格拉斯、斯通和高曼的传统为基础，引入了一个与偏好最大化一致的需求等式的实践系统，该系统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支持对消费者产生影响的政策进行全面的福利分析，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如用来解释福利经济学、政府购买的消费效应、各种政策制定及影响等。

　　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迪顿促成了生活标准测度调查（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urveys）设计的完成，从而取得很多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迪顿利用这些数据以及其他数据开展了很多有影响的研究，比如在不同性别之间进行资源分配时的家庭内部歧视，估计需求价格弹性时质量和数量效应的差异，以及规模经济和食品消费等。

　　正如诺奖颁奖词所言，在促进社会福利、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没有人比迪顿更多地增强了我们对此的理解。通过连接详细的个人选择和聚合结果，他的研究改变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确，迪顿是一位殿堂级的微观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但更是一位杰出的发展经济学家。

　　当前，全球不平等日益加剧，全球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能够消除不平等，能够让巨大的地区差异、不同层级的差异、不同国家的阶段差异减少，最后实现包容性的增长。迪顿的研究对解决全球不平等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之一是将全球贫困水平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以1990年的水平为标准），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就面临着如何评估全球贫困的问题。迪顿对贫困线进行重新界定和评估，把贫困用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来度量。绝对贫困线多为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而相对贫困线多被发达国家采用，他的研究认为绝对贫困线通常使用最低水平的营养（如2100卡路里）和恩格尔系数来决定。迪顿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他认为伴随着收入的增加，收入的边际健康效应是递减的，将一单位收入从富人转移到穷人身上将改善总体的健康水平。

　　此外，迪顿还通过分析非线性收入效应、信贷约束、营养陷阱、公共物品供应等一组机制,比较富国和穷国收入不平等与健康的关系, 以及收入不平等对死亡率、死亡模式的效应, 指出收入不平等与健康状态没有直接联系, 影响人们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是不公平和其他社会状况。因此, 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并不一定能改善贫困人口的营养健康状况，改善不发达地区人口健康状况的有效政策是提供良好、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 包括医疗保健等基础设施。

　　近些年，迪顿的触角更深入到贫困和发展不平等的深层次矛盾上，追溯了财富大分流的历史，并相继出版了《大脱贫：健康、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大逃亡》等著作，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他指出，财富的分配比收入的分配更不平等，而特高收入会最终转化成最大财富，导致世袭相传的闲置财富。皮克迪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世袭资本主义”，如果财富回归的比例仍然高于经济增长的比例，这一现象就会出现。可见他的研究已经放在更具历史和人类关怀的大视野下进行，这也许正是他区别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伟大之处。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