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信

　　10月9日，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经济学家杜润生辞世，享年102岁。杜润生在19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结束了长期的意识形态争论，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

　　以“包产到户”改革为最初的突破口和杠杆，中国改革的活力得到了充分释放，实现了30多年的高增长。中国农村改革和农村面貌的变化，是30年来最为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之一，具有世界意义。虽然杜润生谦虚地自称为“改革者”而非“改革家”，表示是农民的首创精神起了关键作用，他只是将其理论化、政策化，但他依然功不可没。而且，杜润生的身上体现出老一辈改革者的忧患意识、关怀底层人民的意识，以及改革的魄力与智慧，在今天也都弥足珍贵。

　　杜润生曾说，中国改革要过两道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把这两点适用于中国农村改革问题上就是，一要增强农民财产与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二要保障农民享有充分而平等的权利。杜润生曾说：“产生三农问题的原因很多。农民独立发展的机会还不充分，他们还缺乏充分的市场自由和迁移就业自由，经营的自主权是残缺的。”这一说法直指问题的根源。进一步的“三农”改革需要做的是在确权的基础上，赋予农民的财产以更大的流动性，因为财产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实现增值，同时以户籍改革等方式，更大刀阔斧地向城乡二元结构开刀，让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缩小不断拉大的城乡差距。

　　“三农”政策在今天面临着新的重大挑战，其复杂程度也许比1980年代初更高，涉及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保护耕地安全和环境生态保护等方面。正如杜润生所说的，如果农民还生活在古代，那么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所谓古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农民依附于土地之上，无法在根本上转变为市民，就像今天的农民工，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从此意义上而言，“三农”改革需要成为一项系统性的社会改革，在根本上消灭城乡二元身份，同时通过整体的市场经济改革，消除各种政府干预和对市场机制的扭曲，让三个产业的调整及其所伴随的劳动力流动成为一个自然的过程，让农民通过自己的努力转变为市民。政府需要做的是打破各种人为藩篱，释放转型空间。

　　1980年代初的杜润生明白，民众基于自身境况而自发探索的改革思路，往往要高于政府的安排，更高于各种意识形态性的桎梏，这也是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所在。当然政府提供制度公共品的角色也不应忽视。如果说在当时因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改革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话，今天的“三农”改革更需要更明晰的规则和更完善的制度，同时也需要像杜润生那样，对于基层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新路给予理解和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杜润生的思想和探索历程，将始终是中国的一笔宝贵财富。(编辑 张立伟)

　　作者：赵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