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债务危机、通货紧缩的阴影笼罩下，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大大低于预期，产出缺口依然保持高位，一些国家仍在消化包括高负债、高失业率在内的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同时，由于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下降，大多数经济体仍需将“保增长”作为首要任务。而相比之下，全球贸易增长更为缓慢。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最新预测，已将2014年和2015年全球贸易额增长预期分别下调为3.1%和4%，这远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10年的平均贸易年增长率6.7%的水平。而各大国际组织也很可能再次高估全球经济增速。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经济从2011年以来基本上都高估，专门负责美国经济预测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更从2007年以来每一年下调对潜在产出的估计，这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高估经济增速是全球群体性失误，这很可能预示着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将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常态”。

　　去年以来，由于供过于求拖累价格，覆盖22种基础商品的彭博大宗商品指数下跌了5.6%，这是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达到峰值后连续第三年下滑。特别随着美国页岩油产出超过OPEC的闲置产能，原油市场的定价机制将主要由美国页岩油的边际成本所决定。美国页岩油生产增加给全球能源流动产生了日益深远的影响，并大大削弱了本已式微的OPEC定价能力。在全球能源供应过剩和“三国杀”式国际博弈中，国际油价呈自由落体式下落之势，目前已较去年6月高位下跌48%，创五年来新低。由此触发的大宗商品暴跌潮，无疑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事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两大板块经济复苏态势极不平衡。美国通过三轮QE释放流动性，压低国债收益率，推升楼市、股市、并通过财富效应促进经济增长。页岩油技术革新带来的原油生产放量使美国能源进口依赖度大降，贸易逆差收窄让美国经济走上稳健复苏的轨道。去年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大幅上调至5.0%，创下过去11年以来之最，10月失业率回落至5.8%，为六年来新低。欧元区和欧盟三季度GDP环比增长0.2%和0.3%，虽比二季度稍有改善，但仍处于衰退边缘，欧洲经济很大程度上依然受货币周期驱动，内生增长动力严重不足。按年化计算，日本经济去年季度环比大幅萎缩7.1%，“安倍经济学”已近乎破产。

　　世界各国走势分化、结构分化、周期分化导致政策进一步分化。美联储退出量宽、美元步入升值周期，以及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意味着资金在各个经济体中出现“大进大出”的压力将增大，将加剧市场波动率以及多重经济金融风险。

　　近两年，发达国家要减少经常项目赤字，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要通过提高国内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来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将经济增长源泉从出口转移到国内需求上，由此，以国际收支账户为主要特征的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失衡已由2006年的峰值缩小了三分之一以上。由于发达经济体仍旧在全球需求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所以外部需求疲软严重打击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那些以出口为经济增长动力的经济体。

　　展望2015年，全球经济整体仍将缓慢弱势复苏。联合国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1%。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2015年全球贸易量将增长4%。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2015年全球跨国投资规模将从2014年的1.6万亿美元扩大到1.7万亿美元。然而，2015年全球经济格局受制于能源和大宗商品下跌导致全球性通缩风险、美元进入强势周期将推升以美元计价的新兴经济体海外债务风险并推动全球融资成本上升、新兴经济体“回溢效应”风险突出三大变量。

　　过去6年多来，美联储每一轮QE退出都对新兴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特别是那些双赤字、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经济体，极易遭受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的风险。如今，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均受到内部结构调整滞后的困扰。作为赶超型经济，新兴经济体大都采取增加劳动力投入、加快资本形成以及数量扩张的“要素驱动型”模式。二十年前，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依靠全球分工体系深化带动的“斯密增长”创造出了规模巨大的全球化红利。但是，今天的全球格局已大不同，2008年以来的深层次调整还将延续，而这与新兴经济体国内工业产能过剩、产出缺口不足的局面将同时并存。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和各国贸易联系的不断强化，新兴经济体的“回溢效应”或将更为显著，正普遍进入因增长放缓而倒逼国内改革的重要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