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月的数据来看，无论是金融数据还是经济数据都取逊于预期，比如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规模工业增加值，克强指数（即用电量、货运量和新增贷款量），其增速多以为2008年12月以来新低点，从而使得全面降准降息预期再度升温。不少人认为，央行的货币政策将面临着是否出现重大调整的时刻。有机构预测全面降息降准可能性增大，但也有人士认为，货币政策更会以结构性调整为主，央行可能通过其他政策工具达到降准降息之目的。
　　比如，人民银行9月16日对五大银行实施5,000亿元常设借贷便利（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简称SLF）操作，期限为3个月，性质类同基础货币的投放，其规模近似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国内央行货币政策短期宽松常态化，并在强化货币政策全面调整之预期。也就是说，面对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尽管央行再也不会如2008年下半年那样出台全面量化与质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定向型量化宽松却可能成为国内央行短期内的常态政策。
　　现在的问题是，当前国内的经济增长下行成了一种趋势（有分析认为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可能不会高于7.3%），央行的货币政策会不会出现重大调整？如果出现重大调整，是不是会全面地降准降息？如果出现重大调整，对实体经济增长效果如何？如果不会，当前这种定向型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能否起到正向的作用？当前实体经济问题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可化解吗？等。
　　在本文看来，尽管市场对全面降准降息的预期在增强，但当前国内央行货币政策出现重大调整的概率并不会太高。因为，一是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就表示，尽管今年这几个月份的一些经济指标有所波动，比如用电量、货运量、贷款供应量，但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在在合理区间，并认为完成今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指标没有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对当前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比市场承受力要大，并没有认为当前经济数据逊于预期有多少问题。因此，也就不需要出台全面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
　　二是当前政府对2008年下半年推出的全面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产生的后遗症应该有深刻的认识。这就有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关于深化经济改革及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论断。如果一面临着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央行货币政策就采取一般性宽松的货币政策，或全面降准降息，那么中国经济又会走向以往靠信贷过度扩张来拉动投资及房地产的老路，从而使得这种经济增长将成为改革的最大绊脚石。
　　三是，在当前中国的经济背景下，如果国内央行再次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国内不少企业及行业对资金需求欲望不足，货币政策最宽松资金也不易流入实体经济，除非让这些企业在银行借到款之后再能够进入房地产市场。还有，目前国内银行再进入过度信贷扩张意愿不足。因为，面对国内经济下行的风险，及近年来房地产周期性调整银行业不良贷款快速上升，迫使银行迫使不得不加强信贷风险控制，对信贷扩张更为谨慎。比如银行上半年年报显示，五大银行上半年不良贷款余额累计达4235亿元，同比上升近500亿元，不良贷款率也上升了0.1%。
　　而且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银行绝大多数信贷都与房地产业有关，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深度的周期性调整，那么国内银行资产质量可能面临着严重恶化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最宽松能够让资金流入实体经济的概率同样不高。所以，当前央行的货币政策重点在促使国内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及深化改革，而不是通过过度的信贷扩张让国内经济又回到旧的经济增长方式老路。
　　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都是早几年通过过度的信用扩张让各种资源涌入房地产市场所导致的“房地产化”经济的后遗症。旧的增长模式完全破坏了国内资源有效配置，扭曲了市场价格机制，颠倒了社会利益分配关系，改变了国家产业结构、企业经营模式、及个人的价值取向等。所以十八大后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政府看到了旧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严重问题，并要求把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作为当前及未来中国经济工作及货币政策的重点。
　　可以说，当前国内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难以缓解，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向另一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结果。而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必然使得经过十多年价格膨胀以投资为主导的住房市场出现周期性的调整。如果国内的住房市场不出现周期性调整，要实现这种转型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住房市场的周期性调整，也必然让以投资主导的住房市场价格向下调整，必然让与住房市场关联十分密切的行业与产业需求全面下降，及以房地产为主要内容的GDP增长下行，甚至于相关的金融风险逐渐显露出来。这些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所要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如果不付出这些代价与成本，要实现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是不可能的。
　　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就得通过一系列的深化改革来现实。因为，当前中国经济的“房地产化”，不仅在于旧有的产业政策及土地制度有问题，也在于现有的金融制度、货币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政策、户藉制度有出现了问题。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深化改革，才能让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调整。比如说，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严重就与当前的财政政策、土地制度及房地产税收政策存在缺陷有关。又比如，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4.4%，拉动GDP增长4个百分点。在上述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对这种转型起到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可见，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在今年，国内央行全面降准降息的概率不会太高，定向型宏观调控应该今年未来几个月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