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普斯很高兴能在清华大学和大家分享自己的书以及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自己的《大繁荣》可以说覆盖到了有关创新的方方面面的历史和理论。在他看来，创新可以是新的产品，也可以是新的生产方法或实践方法，创新应该包括但不局限于科学发明。
菲尔普斯认为，从1820年代美国的草根创新开始，再到之后的法国，德国，再到整个西方世界的创新浪潮，20世纪因创新而进入了大繁荣。这种创新是无数普通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创造出来的，其中也包括经济学家的创新活动。
菲尔普斯指出，知识并不是创新的火花，新的点子新的思想才是激发创新的火花。创新的火花来自于人们对于创新的欲望，能力以及态度。创新的火花来自于现代价值观的崛起，个人意识的觉醒和个人权利的充分保障，以及社会活力的激发。二战以后德国与英国的创新速度趋于下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国民财富增长之后，人们的冒险精神和意愿都有所下降。同时，一些法律监管也阻碍了人们创造新的产品或者服务，专利的时效性也会让人们的创新意愿下降，结果是人们往往倾向于采取短期行为，如投机等。
如同创新的增长与现代价值观的崛起相伴相生一样，菲尔普斯认为，创新的减慢与传统价值观的复辟有关。这种传统价值观使得平均主义抬头，社会责任被过度强调，人们被鼓励与周围的亲朋好友保持一致而不应特立独行。这种异化了的“共济”使得人们创新的热情受到了抑制。
菲尔普斯认为，上述情况并未在中国发生。中国目前的创新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呈现出良好的态势，这可由每年新增加的企业数量得到佐证。如果以全要素报酬率的增长来分析创新的速度的话，1922-1972年间美国的全要素报酬率增长率为2%，之后下降至1%；那么中国的情况，虽然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是基于菲尔普斯学生的研究，这个数字应该是1%左右，与美国的增长速度持平。尽管中国的创新基础比美国要弱，但是从增长的相对速度来看，中国与美国是可以相比较的。
菲尔普斯还提到，繁荣的源泉在于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在于社会的活力，在于人们创新的意愿。从哲学的理念讲，就是人需要有梦想，需要迎接挑战，需要探索未知。如果在探索未知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功，那么我们就会非常振奋、高兴，因而创新也是快乐的源泉。
在由菲尔普斯、郑新立、宋志平、向松祚参与的主题讨论环节，中国经济和中国的创新能力仍然是几位嘉宾讨论的热点问题。
关于对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的判断，菲尔普斯认为，近年来中国确实面临一些问题——金融疲软、过度建设、出口放缓，再加上全球金融的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出现了GDP增速放缓。但深层次的原因也在于机会的减少，中国经济发展初期可以引入并复制西方的技术，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可复制的技术了。因为资本边际回报递减，如果缺少足够的新技术，新产品，资本的需求也会下降，只有创新才可以解决资本边际报酬递减。。
关于如何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菲尔普斯表示，很难用一两个步骤实现人们所期待的创新。不过他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应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使企业的创新活动得到保护。第二，处理好私人部门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过度保护，另一方面是减少国有企业的垄断。第三是通过发展金融来促进创新，目前中国的金融尚且不足以支持私人部门的创新，中国缺少天使基金、风投、私募。
在现场提问环节，菲尔普斯及参与讨论的嘉宾就大家关心的问题，诸如对人才的竞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是否阻碍创新，大学生应该如何对待经济学，以及中国的后发优势这些问题一一予以解答。
埃德蒙•菲尔普斯，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菲尔普斯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他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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