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消费及净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在中国，投资促经济的占比明显偏高。至于消费，其在经济中的占比明显低于上述两者。

　　投资促经济，是一条老路，也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发展模式。

　　5年前，中国为应对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推出了“4万亿+9.59万亿”的刺激计划。于是，经济得以迅速回升，却为后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障碍。

　　2010年后，中国继续强化投资促经济的模式，并在期间制定出多项的万亿刺激项目。遗憾的是，在经济下行的大趋势下，中国经济却产生了严重的投资依赖症，投资促经济的边际效应也明显增强。

　　今年，管理层多次提出确保7.5%的增长下限。至此，在经济持续疲软的大背景下，我国推出了持续性的“微刺激”政策。

　　显然，在“微刺激”的作用下，我国的经济数据再度呈现出可喜的局面。其中，中国7月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预览值创下18个月高位，且为连续第二个月站上50荣枯线。此外，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1.7%，自3月份以来PMI已连续5个月回升。

　　与过去的投资模式不同的是，“微刺激”强调的是投放的精准性。至此，持续性的“微刺激”效果也逐步得到体现。

　　然而，在近期我国经济逐步回升的同时，一些数据却令我们感到担忧。

　　2014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6904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而截至6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余额高达120.96万亿，同比增长14.7%。

　　值得一提的是，有机构统计，2季度经济反弹源于货币超增，2季度M2增速回升2.6%，增幅在历史上仅次于09年的4万亿时代。因此，我国接连性的投资刺激政策确实值得深思。

　　事实上，投资促经济的增长模式早已遭到社会的质疑。长期以来，人们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观点，即投资拉动经济是最有效的增长方式。于是，在确保经济增长底线的前提下，强化投资的拉动效应无疑成为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不过，在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大环境下，普通老百姓却总是不能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相反，还成为经济片面繁荣的牺牲品。最后，经济实现了名义式的高速增长，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却不见提升，而社会消费水平也没有得到明显地增强。

　　一直以来，中国普通老百姓热衷于把钱存放在银行。至此，也成就了中国高储蓄率的局面。

　　然而，往深一层的角度分析，其实这不能怪罪于老百姓。

　　投资渠道狭窄是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过去，股市、银行定期存款或者债券市场等成为普通老百姓的重点投资对象。

　　中国股市，长期投资回报率却录得负数。而崇尚于长期价值投资理念的投资者却沦为深度套牢的主要对象。

　　近年来，随着做空机制的陆续来袭，中小股民的操作难度越来越大。此外，管理层热衷于提升股市的直接融资功能，却无法给予投资者合理的投资保障。因此，股市整体吸引力大幅下降，投资者不敢轻易将钱投放至股市之中。于是，银行无疑成为以前相对安全的投资渠道。

　　一般而言，居民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以及财产性收入组成。不过，在过去多年，财产性收入在整体占比中却不足2%。

　　至此，有效提升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占比，再通过股市增加普通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即可激活长期沉淀的社会消费能力。再者，消费是生产的主要动力，且可以创造需求，为经济的增长提供更多的贡献。

　　除此以外，通过股市也可以实现为企业解困的目的。长期以来，我国面临着两多两少的问题。其中，中小企业多，融资渠道少成为最关键的问题。

　　过去，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渠道支撑起整个社会融资渠道，而以股市和债券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渠道的占比并不高。

　　至此，降低股市的准入门槛，同时严格执行强制退市、信息披露等政策，将股市建立成一个“宽进宽出”的市场，大幅提升股市的新陈代谢能力，最终还能够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不过，就目前而言，这一过程会显得相对漫长。一方面，股市圈钱速度过快过猛；另一方面，退市的企业家数却缓慢上升。因此，目前管理层急需构建一个高效率的市场。

　　显然，只有将企业融资难题以及社会消费难题解决好，我国的经济才能够实现稳步健康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的大转型。由此可见，中国股市的任务相当艰巨。

　　综上所述，笔者郭施亮认为，投资在经济发展中占比过重，并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而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投资促经济增长的效应不断趋弱，也印证了这一观点。所以，提振消费，大幅提升消费的占比才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而股市作为家庭财富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深刻影响到家庭的日常消费水平。至此，救活股市就等于拉动消费，同时削弱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占比，进而救活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