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资委网站发布的央企名录，共有113家企业在列。公开数据显示，2010年和2011年，国资委下属的央企负责人平均年薪在65万元至70万元。值得一提的是，与以往聚焦央企和国企薪酬制度的文件不同，此次改革方案的主体被明确为“中央管理企业”。多数分析认为，这说明改革范围不仅仅包括国资委监管的113家央企。中新网移动版（m.chinanews.com）记者梳理发现央企负责人薪酬屡遭诟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现象一：高管收入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就在上个月，福布斯中文版发布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CEO薪酬榜，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以870万元年薪位居A股薪酬榜榜首。不仅如此，2012年，中集集团净利润同比下降47.46％，但时任董事麦伯良薪酬高达998万元，6位副总裁中有3位报酬超过350万元。

　　此外，煤炭企业在央企队伍中算得上是大户。来自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公布的信息显示，2013年中国煤炭市场延续了2012年以来的不景气局面。从煤炭行业上市公司2013年年报来看，42家煤炭行业上市公司整体业绩持续下滑，营业总收入9029.4亿元，同比下降7％；利润总额1063.6亿元，同比下降24.3％；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683.4亿元，同比下降29.8％，同比减少290亿元。

　　中国神华、陕西煤业、伊泰B股、中煤能源四家利润总和为561.8亿元，占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的82.2％；但主要煤炭上市公司中国神华、中煤能源、平庄能源、冀中能源、露天煤业、兰花科创、郑州煤电、兖州煤业、阳泉煤业、盘江股份、大同煤业、伊泰B股等煤炭骨干企业净利润均出现较大下滑，其中中煤能源、兖州煤业、伊泰B股、陕西煤业、中国神华下降幅度最大，分别达到57亿元、42亿元、32亿元、29亿元和20亿元，大同煤业亏损14亿元。

　　即便行业不景气，在“能源央企高管薪酬排行榜”上，排在前三名的都是煤炭行业高管。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神华执行董事、总裁凌文，税前年薪为159.56万元；第二位为中煤能源的董事长、执行董事王安，年薪150.6万元；第三位是冀中能源副董事长、总经理祁泽民，年薪111.81万元；第四位至第十位分别为中国石油集团执行董事、总裁汪东进，国电电力董事、总经理冯树臣，大唐国际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周刚，中海油总裁、首席执行官李凡荣，华能国际总经理刘国跃，兖州煤业总经理尹明德和华电集团公司工程管理部副主任霍利。其中，第十名上榜高管霍利的年薪为48.58万元。

　　而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5.1474万元，仅是中集总裁麦伯良的1/169，神华总裁凌文的1/31，与榜单上垫底的霍利相比，也差了9倍之多。

　　现象二：一边企业巨亏，一边高管依然领高薪

　　尽管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重，但并未影响负责人领取高额薪酬。以中海集运为例，年报显示，2013年中海集运全年巨亏达26.46亿元，但其董事长李绍德仍然领到了79万元年薪。

　　与之类似的还有，中国远洋2011年至2012年亏损分别达104.5亿元、95.6亿元，而董事长魏家福年薪分别达到120万元和60万元；此外，中国远洋董事、监事、高管合计领取年薪分别为1547.05万元和1543.68万元。

　　现象三：股权、兼职等成为隐性福利

　　不少央企负责人拥有大量上市公司股票，形成巨额隐性薪酬的一部分。上文提到的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就是其中一位，截至2013年底，其持有中集集团股票达49.4万股，8月21日该股收盘价为14.44元，对应麦伯良持股市值达713万元。不过，跟保利地产董事长宋广菊相比只能算是毛毛雨。年报显示，宋广菊持有保利地产1419万股，以该股21日收盘价5.66元计算，对应市值高达8031万元。此外，宋广菊2013年报酬总额应为298万元，但根据国资委相关要求，2013年其实际领取薪酬为税前118.63万元，在央企负责人中属于绝对的“白富美”。

　　另外，央企高管身兼数职现象普遍，比如集团的高管在二、三级企业以及该央企投资参股的其它企业任职，有的每年从兼职企业领取大量分红。拿保利地产来说，该公司董事长宋广菊还兼任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董事彭碧宏现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兼任保利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保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刘平兼任北京保利董事长，包头保利董事长，河北保利董事长；副总经理陈冬桔兼任上海保利董事长，浙江保利董事长。

　　结语

　　薪酬制度到底怎么改？我们通过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一探究竟。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适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进程，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

　　而对于央企负责人履职待遇等问题，习近平强调，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除了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