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中，笔者给大家解剖两个案例：中海发展(行情,问诊)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海发展”）和外高桥(行情,问诊)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外高桥股份”）分别找上了工行和上海银行，用新办法进行了融资。中海发展的需求是向中海（新加坡）油料有限公司进行船运燃油购买所需的1亿元人民币付款，外高桥股份则需要3000万元贷款用于其自贸区内外开发。

　　从境外借款来看，实打实的境内外融资利差摆在面前，企业早已垂涎，只是“过去境外借款一方面要通过外债审批，即便通过审批，另一方面，境外的银行也会担心国内资本管制政策影响企业还款而不太愿意直接放款。”上海银行首席风险官黄涛说，“自贸区跨境人民币政策克服了这两大障碍。”

　　样本一：

　　FT账户下的国际贸易融资

　　中海发展在工行获得融资的路径是：首先与银行签约开立人民币自由贸易账户。接下来的贷前审查和过去并无明显不同，工行还是会本着“展业三原则”（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业务、尽职审查）对贸易真实性、企业现金流等方面进行审查。

　　接下来的放款是第一个亮点：虽然授信银行是工行境内分行，但资金源头实则来自工行境外机构新加坡分行。因此自贸区企业是用了“国际资源”满足自身资金需求，且融资成本得到降低。

　　切换到银行视角，这是一套资金“外来”且“外去”的头寸自求平衡运作体系。工行上海分行副行长曹琦介绍，所谓“外来”，是工行的分账核算单元自己先吸收新加坡分行1亿元人民币资金，然后放给中海发展刚开立的自由贸易账户。资金用途是“燃油款国际贸易融资”。

　　第二个亮点是支付流程。中海发展在收到款项后可立即向工行申请购汇汇出业务，也就是向贸易方中海（新加坡）油料有限公司付款。其中划算之处在于，工行FTU（同业机构自由贸易账户）售汇汇率报价参考的是境外离岸市场的汇率报价。

　　这单业务对于企业而言的意义，除了融资和汇兑成本的控制，更在于其可以通过FT账户“搭上”国际金融市场资源，根据自身需要统筹运用国内和国际两个金融市场，在更高的平台上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而在银行，曹琦称，完成了上述的“外来”后还需完成资金“外去”：工行上海分行在对中海发展售汇后形成汇兑敞口，而其当日就在新加坡完成平盘对冲。把企业带往国际金融市场的同时，又使国际和国内金融市场风险有效隔离。

　　样本二：搭个银团来放贷

　　和中海发展从境内银行获得融资的路数不同，外高桥股份直接从境外银行获得了授信。对于这类“境外借款”，《第一财经日报》从银行人士处获悉，现行可能的模式有三种。

　　较常用的模式是中资银行与境外分行联动，通过系统内协调，由境外分行向企业提供资金。目前，工、农、中、建、交“五大行”，以及招行、浦发等多家中型银行，都已经搭建较领先的境外联动平台。

　　另一常用的模式是“内保外贷”，即企业向境内银行提出需求，境内银行向境外行提供保证，境外行基于担保为企业提供融资。本着境内银行对企业的了解和过往客户关系，这条路子较易走通，但担保增信环节本身不免增加了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

　　上海银行缺乏海外分支机构，靠境外分行联动的路子走不通，但这并不妨碍该行做相关业务。其为外高桥股份提供的业务，借着自贸区新政走出了一条新路子：境内银行像是一个“媒婆”，借力其原有的沪、港、台“三行合作平台”，即台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香港上海商业银行、上海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在境外组成银团，给企业发放3000万元人民币。境外银行直接承担企业的信用风险。

　　这其中是有难点的。黄涛介绍，因为外高桥股份本身在上述境外银行没有信贷记录、没有结算记录，甚至没有开立账户，境外银行本来较难对企业进行贷审。因此上海银行的功能是居间联络，提供材料，并对境外机构进行政策解读，阐释业务真实性和合规性，以取得三家境外银行审批部门和合规部门对这单业务的认可。

　　对企业来说，其“实惠”何在？从融资成本来看，虽然随着境外借款业务的开闸，境内外人民币贷款业务的利差正在缩小，但境外人民币贷款利率仍低于境内。以香港为例，近阶段人民币贷款年化利率在4.5%左右，这个利率水平相比内地6%到7%的贷款利率仍有优势。

　　从长远意义来看，外高桥股份的这一获贷模式拉直了境内企业在境外银行的融资路径，中间没有“挤”进境内银行。“3000万贷款只是一个开头，走通了这条路，未来（类似业务）就会更多。”黄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