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华盛顿7月29日电（记者高攀　郑启航）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方案提出的改革时间表较为实际，中国可以在两年内基本完成财税改革的重点工作，这将有助于理顺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重要支撑。

　　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包括三大关键性任务：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税制改革、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调整。围绕这个话题，曾在世界银行工作20余年的杜大伟认为，中国政府可立即着手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公开政府支出和投资的更多详细信息，建立透明的预算制度。

　　他说，当越来越多政府预算信息公开后，地方政府官员会面临公众监督的压力，这将迫使地方政府更加关注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投资一些收益较低的项目工程。他坦言，预算制度改革会减少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会在地方政府面临一些阻力。

　　关于税制改革，杜大伟认为，中国政府正在推行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非常好的尝试。他同时建议中国开征房产税，因为房产税会随着经济发展和房产升值而增加，不仅可以成为地方政府的稳定收入来源，而且有助于增加房产持有成本和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他说，目前全美平均房产税税率约为1%，房产税已成为大多数美国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

　　杜大伟指出，税制改革与调整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两项任务紧密相连，因此在推动税制改革的同时也要考虑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确保地方政府的财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在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方面，他建议，中国可以设定一个计算公式将增值税收入的一部分自动划拨给地方政府；另外，根据国际惯例，许多国家的房产税也都是由地方政府征收的。

　　杜大伟认为，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理顺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以美国为例，其政府架构可分为联邦、州、县和市政府四级，每一级政府都有各自的主体税种和明确的支出责任。

　　他说，美国联邦政府税收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和公司所得税为主，开支主要集中于国防、外交、医疗、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等领域。地方政府税收以房产税、销售税和个人所得税为主，开支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社会公共服务等项目。他建议，中国可以考虑在中央政府层面统筹社会福利项目，这样有利于提高运作效率和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杜大伟介绍，美国税制改革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例如美国存在太多税收抵扣和税收减免项目，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率过高，不少美国跨国公司将大量利润留在海外子公司。目前，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率最高可达40%，联邦企业所得税率高达约35%。他建议中国进行税制改革时吸取美国教训，采用简化税收、堵塞漏洞、扩大税基和降低税率的方式，更好实现扩大税收的目标。

　　杜大伟认为，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有助于引导地方政府抑制投资冲动并更加注重公共服务，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重要支撑。他指出，中国过去10年投资比重过高，导致钢铁等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中国需要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少对投资的过度依赖。

　　在管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方面，杜大伟认为美国市政债券体系的运作经验可资借鉴。美国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是市政债券，信用评级工具在防范市政债券信用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说，信用评级机构会对不同城市发行的市政债券给予不同的信用评级，如果某个城市借贷太多，信用评级机构就会调降其市政债券评级，推升其融资成本，从而迫使市政当局规范举债融资行为，这相当于一种市场“自行纠正”机制。

　　他还提到，为鼓励个人投资者购买市政债券，美国联邦政府对市政债券的利息所得免税。经过多年发展，个人投资者已成为美国市政债券的最大投资群体，中国在发展市政债券市场方面也可以考虑出台类似的税收激励政策。

　　作者：高攀　郑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