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产能过剩、公私部门高负债率等，显著抬高市场风险溢价，导致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而人口老龄化下真实储蓄率缺口，外汇占款缩减，及美联储趋向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等，则逐渐使高负债的公私部门面临流动性压力，并致使货币政策的可传导性面临梗塞风险，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越发难以担当稳增长重任。

　　而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越发显得力有不逮背景下，货币政策由数量型转向价格型，就变得尤为重要。最近央行行长周小川明确表态，央行正在为短期和中期利率准备两个或三个政策工具引导利率水平，并允诺利率市场化在两年之内可以实现等。而当前要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中实现新的平衡，一则需要强化以定向调控为导向的精准调控框架，一则亟须加快利率、汇率市场化，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定向调控的精准制导提供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以在防风险的前提下实现稳增长，而这需营造一个市场化利汇率环境和畅通的价格传导机制。

　　当前妨碍价格出清的主导性因素是金融资源错配，即经济体系内存在大量低效、无效的僵尸企业和项目，蚕食日渐有限的经济金融资源，而恰是这些饥不择食的利率不敏感企业的存在，导致价格型货币政策信号在市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塞。因此，继定向数量型量化工具后，定向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无疑将成为接下来货币政策的新航向，目前央行正在运行的常备借贷便利（SLF），正创设的抵押补充贷款（PSL）等生成的利率，或将成为引导中长端利率的重要政策工具，以降低市场中长端利率水平。

　　当然，由于中国尚未形成有效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这种通过设定中长期政策利率的做法如同中流击水，需要充实执法力量斧正航向，防范政策利率的传导性阻塞。毕竟，通过政策利率引导的中长端利率，并非市场机制传导的结果，政策利率也无法直接遏制利率不敏感企业对资源的吸附能力，同时政策利率设定的水平难以有效精准抚平相关资产的敞口风险。这使得基于SLF、PSL等的政策利率水平能否引导市场利率出现新均衡区间，尚存在断环。

　　因此，要护航新货币政策框架的有效性，必要的前提之一就是要在定向宽松的同时，通过定向去杠杆等政策手段，清理整顿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僵尸企业，通过市场化手段把低效、无效企业清除出正规金融体系，逐步疏通金融市场中短期利率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渠道；同时，为僵尸企业等构建类似于垃圾债市场的高收益率市场，摒弃僵尸企业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直接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