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林毅夫与张维迎之间的争议备受关注。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没有改变，我们看到的是两种主要经济理论、两种不同发展模式在中国新经济、新路径背景下的又一轮交锋。

　　张维迎是典型的市场派人士，主张由市场发挥作用，出清库存，否则价格必遭扭曲，资源错误配置，病情越来越重，“大量的事实证明，政府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而林毅夫一如既往地主张政府的作用，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如果要政府去协调，当然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任何学术争论想要走向深入，详尽的数据与事例论证不可缺少。最近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ThomasPiketty）的新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成为全球畅销书，引发强烈反响。不管皮克提来自哪个派系，他详尽的税收数据统计证明了全球贫富分化的严峻形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社会由一个继承来大量财富的寡头阶层把持，而现在我们回到了一战前的老路。这条路将带来贫富分化、镀金时代与残酷的战争。此书之所以在全球尤其是西方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现实的压力就是最现成的说明。

　　中国问题非常复杂，因此需要更详尽的数据分析。

　　联合国以及其他机构的数据，显示了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毫无疑问，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所取得的成果，是在政府领导下取得的。我们需要分析的是，前后30年权力架构的作为发生了哪些根本区别，使中国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开放以来，中国制造品的市场、价格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什么样的因素约束了中国制造业维持在低劣的价格竞争上。笔者曾经从黄亚生教授的著作中得到某些结论，政府干预与GDP竞争，使得资源如何扭曲配置，使得产能过剩与低端竞争变得不可逆转。从其他文章中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巴西还是阿根廷，最终经济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抗衡，都是政府过度参与经济运作的必然结果。其著作当中的事实案例与数据能够详实地印证这一观点。

　　从硬币的另一面来看，历史也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思维框架。如牛可所说，历史的智慧意味着充分体会到，静态的观点总是不足的、危险的、过于简单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显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非常复杂，政府原教旨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系统性地排斥了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也就是系统性地排斥历史的复杂性。

　　资本主义崛起时，强人政治与精英统治成为某些后发国家的主流选择，如德国的俾斯麦与上世纪50年代韩国的朴正熙，没有这些强人，很难想象这些国家有今天的发展。但阿根廷有庇隆，印尼也有苏哈托，这些强人并没有起到朴正熙在韩国历史发展中的关键转折作用。因此，在强人背后一定有系统性的其他复杂因素，如人口、文化、市场契约土壤以及个人因素等种种原因，历史现实是由合力、而绝非单兵突进的某种单股力量形成。

　　巴西、阿根廷、东南亚“四小龙”在发展过程中，其关键因素法治契约精神遭到破坏，而韩国等则通过《辩护人》等案例一点一滴地建立起法治社会的准则。即使对于社会较为公认的法治国家观点，也需要严密论证。这正是经济学家、经济史家等各方面专家应该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很遗憾，我们目前看到的很少。

　　韩国与日本有了法治，仍然会有经济周期，如日本的文化、市场范围、外贸环境等因素会让日本失去20年，甚至30年，但绝对不会让日本陷入阿根廷式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泥潭。

　　如果学凯恩斯，请学到底，凯恩斯是教授，也是政府政策的重要参与者，更是成功的股市投资者。他对于政府、市场双方都有深入的了解，绝对不会偏激走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