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要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那么就应该允许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为什么经济没有保持7.5%的增长率就必须要采取措施呢？我不这样认为。”近日，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前主席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表示。

　　他表示，目前中国的政策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因为中国既想摆脱信贷拉动和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同时又想实现7.5%的经济增长率。在过去的5年中，中国在每个季度都通过扩大信贷和投资去实现既定的高增长率目标。但是，如果每次遇到经济增长的小幅下滑，政府都扩大信贷和投资的话，那政府就不能如其所愿地实现经济体制的改革。“因此，我认为小规模的刺激很可能要比大规模刺激更好。”特纳说道。

　　谈及中国在未来全球贸易和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特纳指出，中国的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和基础设施，使中国不仅具有成本上的优势，还使中国具有强大的运输能力，可以集群供应（cluster supply）。这是中国非常明显的优势。“从全球来说，印度、非洲等其他国家很难再成功地复制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他表示。

　　特纳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出任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在重新制定全球银行业和影子银行监管规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目前是著名的INET（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其新书《危机后的经济学》（Economics After the Crisis）中文版刚刚问世。

　　中国面临两难困境

　　：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下降幅度较大。中国政府宣布将施行小规模的刺激以及定向存款准备金率下调（RRR cut）。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实施更加透明、更大规模的刺激？

　　特纳：我认为中国当前的政策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因为中国既想摆脱信贷拉动和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同时又想实现7.5%的GDP增长率。在过去的5年中，中国持续在每个季度通过扩大信贷和投资去实现既定的高增长目标。

　　但是，如果每次遇到经济增长的小幅下滑，都通过扩大信贷和投资进行刺激，政府就无法实现摆脱信贷拉动和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的目标了。因此，我认为小规模的刺激很可能要比大规模刺激更好。回顾一下过去的经济刺激情况，可以发现2009年甚至包括2013年的刺激政策是跟摆脱信贷、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背道而驰的。目前不清楚的是，中国要在未来实现经济“再平衡”，刺激国内消费，实现从投资转向消费的巨大转变的进展如何。

　　日报：这需要时间才能看到改变。

　　特纳：是的，这的确需要时间。正因如此，现在可能需要一个小的政策组合（a mini package）去阻止经济增长的下降。人们应该反对“必须保持7.5%的增长率目标”，为什么这点很重要呢？如果中国要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那么就应该允许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

　　日报：考虑到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存在大量的潜在违约风险，以及政府承担的巨额债务压力，以及房地产市场下滑所可能带来的风险传染和放大，是否需要给经济增长率制定一个底线？

　　特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整个经济体都存在大量的贷款负担。过去5年信贷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所以“杠杆压力”（leverage pressure）出现，重工业公司、地方政府部门、房地产公司等都存在严重的高杠杆，这会增加经济“去杠杆”（deleverage cycle）的脆弱性。这些公司会减少投资来应对经济下滑，这是中国面临的很复杂的挑战，所以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刺激政策。但这些刺激政策不能用力太猛，否则会进一步提高信贷增长率。

　　中国经济最基本的难题是过度依赖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而这些是不可持续的。用信贷去支撑投资，投资越大，经济就越脆弱，这是刺激政策面临的问题。目前不能让经济增长下降太快，更不能简单地去处理信贷问题。消费与社会保障体系很重要，它们可以降低目前处于较高水平的居民储蓄率。经济结构改革中，国有企业（SOE）可以给国家高股利分红，这样国有企业就不会有很多的闲置资金，虽然改变需要时间，但这些都很重要。

　　日报：你认为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计划实施后是否会产生预期效果？

　　特纳：我认为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中国经济中存在很多问题，这给房地产、重工业、基础建设公司提供了太多的福利。比如土地价格低、信贷成本低、国有企业并不向其所有者分红，这些都给高资本投资经济提供了很多福利。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来阻止投资泡沫的进一步出现。

　　日报：利率市场化与汇率自由化（Exchange rate liberalization）相比哪个更重要？

　　特纳：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都很重要，两者可以同时实施，没有必要区分先实施哪一个。

　　但是，我认为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都比资本账户开放更重要。我赞同正如余永定提出来的“汇率自由化以及现在施行的资本约束（capital constraints）二者也许会是一个完美的政策组合”。真正复杂的在于什么时候开始施行汇率自由化，即使目前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热钱仍然会有更大的动机流入，因为人们预期热钱的影响并不会被政府的干预完全抵消，他们可以从升值中获得好处，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当实施浮动汇率时，世界上所有的投资者会参与进来，进行套利交易（carry trade）。但考虑到汇率自由化对经济均衡发展的作用，这个风险是公众所必须要去承受的。

　　日报：你认为人民币第一季度出现将近3%的贬值足以应对套利交易吗？贬值是中期发展所必需的吗？

　　特纳：我猜想这是中国央行有意告诉人们，人民币价值的变动可以是双向的。

　　日报：从中期和长期看，人民币是否会继续升值还是维持现在水平？

　　特纳：如果实行了汇率自由化，人民币的长期趋势是升值的，而不是贬值。难点是如果人民币的升值是由于热钱流入造成的，将会引起国内的问题。管理下的浮动汇率使央行有能力让人民币的投机者意识到人民币并不是会一直升值的。

　　长期来说，货币升值是所有“追赶型国家”（catch up countries）的自然特性。在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过程中，实际汇率上升的途径都是通过高水平的通货膨胀或是实际汇率的上升实现的，这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的基本原理。虽然目前全球短期内的趋势有很强不确定性，但从10年以上来看，人民币一定会升值的，这不仅符合巴萨效应，也已经被很多国家的发展经验所证实，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和德国。

　　日报：存款保险制度（Deposit insurance system）已经被中国央行（PBOC）提上日程，将在今年年底前实行。你认为这对改革的实施是必需的前提条件吗？

　　特纳：我知道很多人说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就不能实施利率市场化，因为利率市场化会导致银行激烈竞争从而引发道德风险。我不是非常同意这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每个政府都需要某种程度的存款保险制度。

　　中国未来仍具有出口优势

　　日报：中国加入了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的谈判，但不是“跨太平洋(行情,问诊)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谈判成员国，而日本参与了这两个组织的谈判。目前很多外资企业从中国转移到其他亚洲国家，同时美国和墨西哥建立了更紧密的贸易联系。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趋势是否会改变全球贸易版图？

　　特纳：我认为全球贸易并不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但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会发生一些转变。以前中国的优势会受到两种因素影响而减弱：一是现在中国工资水平上升；二是发达国家一些高技术含量工作岗位的回流。这意味着中国不得不去增加产品的经济附加值，而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依赖于较低的人力成本。中国还应该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而不是出口。

　　但我认为中国仍会保持主要出口国的地位。因为中国建造了大量的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和基础设施，这使中国不仅具有成本上的优势，还使中国具有强大的运输能力，可以集群供应（cluster supply）。这是中国非常明显的优势，也是中国为什么可以对来自非洲等国家低成本的竞争不必过度担心。

　　从全球来说，印度、非洲等其他国家很难再成功地复制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日报：未来中国必须通过提供更多的投资与服务来参与全球分工，而不仅仅是通过商品的出口。但中国很可能会在TPP、TTIP（跨大西洋(行情,问诊)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和TIS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等框架的夹击下处于不利地位。

　　特纳：商品贸易在全球范围内所占比例最终都会变小。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的时期，例如目前世界范围内3D打印机的兴起，制造商会将工厂搬到离消费者更近的地方，这大大缩短了生产时间以及送货时间。低成本优势会被机器人(行情,问诊)、3D打印机所替代。在过去五年中，首次出现了国际贸易的增长落后于GDP的增长，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自然规律。

　　日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否会失去在全球市场的优势？

　　特纳：不会产生这么明显的影响。但中国不能仅依赖全球市场，发展国内的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来源。

　　日报：你认为美国将在何时加息？全球的经济形势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特纳：美国可能会在明年的某些时候加息。在过去几年中，低利率总比人们预期的要持续更久。我坚信日本、欧元区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结束当前低利率的政策。英国和美国在未来几年很可能会出现首次加息，但美国经济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胀水平依然低于美联储的预期。

　　需要重视的是，全球都面临私人信贷激增和债务问题，私人部门的债务存在向公共部门转移的风险，这会给经济体带来更深层次的通缩压力，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