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通过财税、户籍、纪检三大改革方案
　　■户籍：优先解决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的人在城镇扎根落户
　　■纪检：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
　　□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
　　□调整央地财政关系。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优先解决好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可以适应城镇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人，使他们及其家庭在城镇扎根落户，有序引导人口流向；
　　□积极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由主要对本地户籍人口提供向对常住人口提供转变，逐步解决在城镇就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
　　□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巡视工作对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以及部门间权利调整，是一场牵一发动全身的硬仗。2016年要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会议指出，户籍制度改革要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要坚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相关领域配套政策制度改革。由各地根据中央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安排，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布局、功能互补，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经济集聚能力，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创造有利条件。
　　会议指出，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党委（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其他成员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要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对不认真履行职责、抓党风廉政建设不力的，要严肃追究责任。(.楚.天.金.报)

　　经济观察：中国敲定新一轮财税改革时间表
　　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大幕将启。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会议表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于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到2020年将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这次最大的亮点在于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向中新社记者表示，与去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给出财税体制改革若干任务相比，此番敲定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将负责具体细化落实。
　　白景明表示，该方案显著特点在于时间表更加明确了，同时通过进一步阐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明确了财税体制改革在整体改革中所处的关键位置。
　　中国官方高度重视财税体制改革。在6月初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即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进行了审议。
　　白景明分析指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领域当中，财税领域应为较早出台总体方案的，这实际上凸显了财税体制改革处在优先位置，核心原因在于财政收支覆盖所有领域，其制度变革一方面能支撑其他方面改革，另一方面也可为其他方面改革创造条件。
　　当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在财税领域重点推进三个方面改革，涉及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
　　事实上，这场在三大方面同时开展的攻坚战，在去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已悄然打响。
　　在预算管理制度层面，去年以来，官方已陆续出台对因公临时出国和会议费等经费开支的管理办法，强化制度约束。国务院还要求争取2015年之前，市县级政府全面公开三公经费。
　　在税制改革层面，今年以来，铁路运输、邮政业和电信业已先后纳入营改增，随后生活类服务业、建筑业和不动产营改增亦将逐步向全国推开。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层面，官方今年5月宣布在上海、浙江、广东等10地试点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被认为是解决地方政府融资问题的有益尝试。
　　现在是协调财税体制的各个侧面来整体推进，而不是从某一方面孤立地寻求突破。白景明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路径概括为整体推进。
　　对于此项改革的难度，政治局会议强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以及部门间权利调整，是一场牵一发动全身的硬仗。
　　这充分说明了中央改革的决心和对改革的紧迫感。白景明表示，目前的确存在地方债务等一些风险，而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就是要通过改革为防控风险提供长效机制，通过制度变革把风险压至最低。
　　到2020年，中国将有望基本建立起现代财政制度，这将是一套统一完整、法治规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持续的现代财政制度。
　　白景明强调，这一愿景值得期待。他表示，在现有的财税制度框架之上深化改革，会使得中国今后的税制更加公平、预算管理更加规范透明、财政资金使用更加安全高效，同时也将进一步提升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的匹配水平。(.中.新.社 .彭.大.伟)

　　财税政策发力有助化解经济困局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
　　面对今年以来的经济下滑局面，早前很长一段时间，财政政策并未发挥逆周期调节功能，不仅不积极，反而过紧。相反，货币政策承担了更多财政功能，比如央行定向降准、再贷款、创新金融工具政策力度加大。此外，大量预算软约束企业融资需求仍然旺盛，间接推高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因此，要改变货币政策越俎代庖行为，防范改革缺乏协调性对实体经济带来的风险，加快财政支出与财税改革是核心。
　　可喜的是，今年5月以来，上述变化已经在悄然发生，5月财政支出增速提升至20%以上，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尝试，深改组第三次会议亦对财税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在笔者看来，如果财政政策能够切实发力，无疑将有助于破解经济迷局，而财税改革的全面推进或带来今年最大的改革红利。
　　货币政策越俎代庖缘由何在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为传统宏观政策手段，其相机抉择对熨平经济周期至关重要。本来，依靠财政货币两条腿走路可以更加稳健，但笔者发现，早前很长一段时间，财政政策并非积极，反而过紧。相反，货币政策定向投放实际上承担着更多财政功能，而财政货币边界混淆实际上孕育着较大风险。
　　数据方面或许能够反映更多信息。可以看到，伴随着财政约束的增强，早前财政支出明显偏紧，今年1-4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增长9.3%，高于去年同期2.7个百分点。而与之相对，财政支出则明显滞后，1-4月全国财政支出累计同比增长9.62%，远低于去年同期4个百分点。特别是4月，财政支出仅为1.9%，接近零增长的支出怎能称之为积极财政？
　　与此同时，财政沉淀资金仍然较多。截至今年5月，国库库存现金余额接近4万亿元。回想去年二季度中国经济下滑较快之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曾重点提到要注重用好这部分存量资金，如今来看，这部分资金的变化不大。因此，何不加快运用这笔存量资金，并注重于投于符合调结构、保民生方向？与财政缺席相对，货币政策似乎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调结构的作用。在笔者看来，货币政策发挥更大作用的思路是正确的，毕竟在影子银行收缩之时，表内贷款应该适度放宽以对冲表外收缩，防止社会融资水平迅速减少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但从货币政策工具来看，笔者发现，央行采取的工具正变得越来越非常规，包括应用更多定向措施、对金融机构再贷款、对特定金融机构降准、创新金融工具如PSL、SLO与SLF等。在笔者看来，定向工具的使用前提很多情况下是传统货币政策失效，或是金融风险加大之时。
　　在笔者看来，货币当局最主要的担忧便是恐怕资金供给增加之后，中小企业无法得到贷款，资金仍旧重返预算软约束的企业，因此采取定向。可见，央行此举实属无奈，毕竟财政改革，加强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预算约束应是财政改革与国企改革需要努力的方向。而正是由于改革缺乏协调性，财税改革过慢才导致如今这种困局。
　　但也应看到，虽然通过央行定向投放可以短期内起到应急之功效，但其弊端也不容忽视，如不透明、选择性强、回归行政手段、财税金融混淆、央行从最后贷款人跃升为第一贷款人不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是与市场化的改革路径不匹配，因此只能作为临时性与过渡性的措施。从长远来看，减少货币政策越俎代庖行为，只有协调推进改革，特别是加快财税改革、国企改革、政府转变等相关改革，才能使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发挥最大作用，是化解困局的最有效之法。
　　财政有望发挥更大作用
　　当前国内经济困局与财政支出过慢、财政改革滞后大有关联。可喜的是，决策层对于这点已有明确认识，财政有望承担着更大的作用。例如，5月以来，财政支出同比增速反弹至24.6%，便是财政政策由过紧转向积极的反映。
　　此外，决策层早前也提出了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包括加大铁路投资、棚户区改造建设等。在笔者看来，上述项目具有工期较长，短期盈利性差的特点，要避免重走四万亿老路，应该明确银行不宜承担准财政功能，这部分资金主要应由财政出资，由此较好地降低资金成本，减少期限错配，防范金融风险。
　　同时，在主权负债还不高的有利条件下，建议应发行结构性减税和发行调结构特别国债，专门用于保障房、基础设施、水利及新技术和新能源等项目建设，并以此作为杠杆带动地方融资与保障房建设，或对稳增长与调结构均有裨益。
　　从长远来看，财税改革是全面推进改革的重中之重。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财税改革的三大方向，即改善预算管理、完善税收制度、理顺财权与事权。在笔者看来，上述三大领域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为经济改革，也涉及到民生问题与政府职能转变，是诸多改革能否有效推行的重要保障。正如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所提出，财税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
　　例如，财税改革的加快有助于缓解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资金困境。早前召开的深改组第三次会议将财税与户籍列为重点，正是出于切实推进以人为本城镇化的考虑。要知道，当前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亿人，全国留守儿童超过6000万人，城乡流动儿童超过3500万人，向上述人群提供与城镇市民均等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显然存在庞大资金缺口。若想化解资金困境，财税改革特别是理顺中央地方财权与事权必须提速。
　　在金融改革全面推进之时，加快财税改革对于防范金融经济风险也越来越重要。可以看到，在众多改革的贯彻实施之中，金融改革可谓领先一步。毫无疑问，金融改革的快速推进有利理顺资金价格形成，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也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但如果财政改革、国企改革等领域不能有效推进，大量预算软约束部门存在不仅推高了社会融资成本，让中小企业步履维艰。同时，也导致大量僵尸企业出现，降低了经济活力，加大了金融风险。总之，财政改革滞后于金融改革，效果恐怕很难令人满意，也违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初衷。
　　如此看来，财政政策发挥作用，财税改革加速推进，对于当前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都是至关重要的，可谓是化解当前经济困局的关键。值得肯定的是，决策层对财政的重要意义已经明确，伴随着支出加大、对财税改革顶层设计的通过，财政过紧、改革滞后的状况有望改变。在此之上，如果改革与微刺激能够同时发力，下半年中国经济有望扭转向下的趋势，达到或接近7.5%的政府目标。(.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