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史无前例的“捕鼠”行动正持续上演，在证监会严打与大数据助力的推动下，打击“老鼠仓”的风波让市场感到了强烈的震动。

　　自今年3月以来，证监会对“老鼠仓”的打击力度可谓空前。就在5月初，在证监会的例会上，一次点名十多家涉嫌“老鼠仓”的基金公司。其中，存在部分市场影响力颇大的基金公司。此外，证监会对“老鼠仓”的调查范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不仅包括了券商业、基金业，而且还包括了资管业、保险业等行业。

　　以资管业为例，据悉，证监会对资产管理行业的相关人员进行初步统计，自2013年以来，证监会共受理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案件38件，且正陆续启动调查的工作。

　　显然，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捕鼠”风波，必然也会牵动着市场各方的神经。

　　何谓“老鼠仓”？实际上，“老鼠仓”是指庄家在利用公有资金拉升股价之前，先用自己个人或相关关系人的资金在低位建仓，待用公有资金拉升到高位后，个人仓位率先卖出获利的行为。

　　毫无疑问，“老鼠仓”的频繁出现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其中，对广大投资者而言，“老鼠仓”的出现必然会损害投资者的切身利益，进而削弱投资者的投资信心。

　　纵观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老鼠仓”对老股民来说，其实并不陌生。无论从十多年前的银广夏、亿安科技，再到近两年的重庆啤酒，均突出了“老鼠仓”对证券市场的危害性。

　　在实际操作中，因“老鼠仓”的存在，无论对普通投资者，还是对部分券商来说，老鼠仓的出现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们各自的利益。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因缺乏资金、信息等优势，当面临股价大幅异动之际，大多数的投资者均束手无策。更多时候，遇到股价盘中的瞬间跳水，敏感的投资者会果断止损。殊不知，却遭遇到“老鼠仓”的袭击，无辜成为了牺牲品。

　　对部分券商来说，尽管券商具备了资金、信息等优势，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经常被“老鼠仓”搅局。有时候，当股价大幅拉升之后，大量的“老鼠仓”蜂拥而逃，却影响了部分券商的运作程序。最终，部分券商在高位被迫接盘，抬高了自身的成本，反而扩大了自身的亏损。

　　“老鼠仓”盛行多年，管理层也深刻意识到“老鼠仓”的危害性。2009年，刑法第七修正案正式加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至此，“老鼠仓”被真正入刑。

　　根据入刑的门槛，主要包括五种类型，分别是证券交易成交额累计在五十万元以上；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累计在三十万元以上；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累计在十五万元以上；多次利用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活动以及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随着“老鼠仓”被正式入刑，相应的违规成本也有所抬高。其中，“老鼠仓”获刑第一人韩刚成为了经典的案例。

　　韩刚作为原长城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因涉嫌利用非公开信息买卖股票，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罚金31万元。随后几年，融通基金原基金经理张野、光大保德信基金原投资总监许春茂等人也被作出了相应的判罚。

　　然而，在管理层严厉打击“老鼠仓”的背后，却暴露出一些不为人知的问题。

　　首先，尽管“老鼠仓”被真正入刑，但是整体的违规成本依然偏低。以“老鼠仓”获刑第一人韩刚为例，最终判处有期徒刑1年，没收其违法所得并罚款31万元。相对于基金经理过百万的年薪，仅仅31万元的罚款并不会让市场感受到法律法规的震慑力。

　　再者，涉及案件太广，涉案人员太多，进而降低了执法的效率。按照证监会主席肖钢所述，近年来证监会每年立案调查110件左右，能够顺利做出行政处罚的案件不超过60件。平均每年移送涉刑案件30多件，最终不了了之的超过了一半。显然，即使“老鼠仓”被真正入刑，也未必能够逐一定罪，最终让部分不法之徒逃过一劫。

　　最后，国内基金经理的整体素质仍然有待提高。虽然部分基金经理的年薪高达上百万元，但是因基金经理的年薪水平参差不齐，从而加剧了行内的不正当竞争。有时候，面对上千万，甚至是上亿元的巨大诱惑，部分基金经理或许会铤而走险，最终走上了违法的道路。

　　证监会严厉打击“老鼠仓”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不过，在严打“老鼠仓”的同时，必须大幅度提升市场的违规成本，提高相关法律法规的震慑力。这样，才能够除掉 “老鼠仓”的生存土壤，还投资者一个干净的市场环境。